一条牙膏与一千个道理

编者按

2025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会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开展了上海市法院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

今年，我们推出“上海法院双先·凡人小事”特别专题，聚焦获评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展现他们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日常。敬请关注。

施 蕾

上海法院先进个人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审判员

“法官，我就卖了2条牙膏，才赚了几块钱，他们让我赔2.5万，凭什么？”

何女士站在被告席边上，情绪激动。面对某品牌牙膏公司代理律师的索赔要求，她愤而拒绝了调解。在她看来，这笔相当于小店数月收入的赔偿金“简直是不给人活路”。

庭审现场

这一幕，落在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施蕾眼里，是一个普通个体户的正常反应——被告小店的经营地址，位于闵行区浦江镇一处公路旁，既非商业街区，也非居民聚集地。小本生意，谁都不是火眼金睛，谁能想到进货的牙膏不是正品呢？

面对反复低喃“赔偿不公”的被告，施蕾示意原告律师先行回避。她走到何女士身边，拉过椅子：“坐下来，慢慢说。”

何女士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她扬起手里一张皱巴巴的进货单，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向法官描述了从批发市场进货的过程：“只进了1组这个品牌的牙膏，进货价138元，除了原告取证买走的2条，剩下的都还在店里。”

“法官，你说说看，我就是从老家过来做个小生意，店里生意也不好，照这样赔，真的是不给活路了。”

施蕾知道，这时，被告需要的不是被告知陌生严肃的法条，而是有人能帮她理清头绪。施蕾耐心回应，并借着这个机会向何女士阐释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通过耐心询问，施蕾逐渐了解了何女士的进货渠道和方式，她温和引导：“你说的这些，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但无论如何，卖假货总是不对的，这一点，你同意吗？”

何女士点点头：“法官，你说得对，我要回去找证据。”

第一次庭审，何女士弄明白了，通过牙膏外包装纸盒撕开后的夹层，可以看出，logo并非水印形成，她销售的牙膏确实是假货。何女士当场同意销毁剩下的假货，并回去找进货证据。

原告则表示，被告售假且没有账本证明销售规模，鉴于原告注册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其主张的赔偿金额合理。

双方虽仍有分歧，但都接受了在法律规则框架内继续诉讼的方案。

之后，何女士几乎每天都给施蕾打电话或留言：“法官，上家没有给我开发票，我们是通过微信订货、付款的，送货单找不到了，我让上家给我补一张，行不行？”“法官，我找到了上家给我提供的物流单，这个可以吗？”“法官，上家给我发了一张授权销售的证书照片，这个能用吗？”

第二次庭审，何女士捧着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一沓送货单、进货单来到法庭。

当原告坚持认为这些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进货链条时，施蕾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不拆开牙膏的包装，仅从外观上看，你方能分辨牙膏的真假吗？”

原告律师迟疑了一下，坦言难以分辨——他们的鉴定方法，恰恰需要破坏包装才能完成。

此时的何女士，已不再像第一次进入法庭那般情绪激动。庭审结束后，她对施蕾说：“施法官，谢谢你告诉我法律规定。刚开始，我知道对方要我赔2.5万，觉都睡不着，我想不通啊，我从来没想过要卖假货骗人。上次开庭我态度不太好，你别介意……”

这次开庭，原告虽坚持诉请，但表示赔偿金额可以降低。何女士也认识到，法律并不是不考虑她的主观过错——过错大，就多赔；过错小，就少赔。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何女士的销售行为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但何女士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明确侵权商品的来源；何女士进货价格并未过分低于正品售价，而商品真伪必须通过破坏性方式甄别，其不知晓所售商品为侵权商品具有可信度。故判决何女士停止侵权，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开支。

判决后，何女士打电话给施蕾：“施法官，谢谢你，我会把判赔的钱付给原告。以后我一定守法经营，谢谢法院给了我一个说法。”

一条牙膏的故事，从诉讼开始，却又溢出了法庭。

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裁判是非，更在于让每一个走进法庭的人，都能在法条背后看见道理。当一份判决既守护了品牌的权益，也体恤了个体的不易——知识产权保护的共识，便在这一刻真正凝聚。

来源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高院供稿部门：综合处

文字：郭子严

责任编辑：张巧雨、孙玉潇

编辑：孙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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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观号作者：浦江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