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手写的老地址

想起这个邮址，就会想起家，想起父母。

读布罗茨基的《一个半房间》。他写到彼得堡他家的老地址，那是他从童年到青春时期住过的地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45岁，父母已经先后去世，他离开俄罗斯，在美国居住多年。

“我们的邮址是：铸造厂大街二十四号二十八号公寓。这就是我们收到邮件的位置；这就是我写信给父母时信封上的地址。我在这里提到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是因为我这支笔大概永远不会再写这个地址了。”

布罗茨基特意说这个家的地址是邮址，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父亲出国打仗时，给家里写的信，就是寄到这个邮址；他24岁被流放后，特别是32岁去离家更加遥远的美国后，和父母的联系，写的信也是寄到这个邮址。家书抵万金，不分国籍和种族，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对家的邮址，所有曾经离家远行漂泊在外的游子，都会涌出这种感情。想起这个邮址，就会想起家，想起父母。在信封上写上这个邮址，自己就像随信一起回家了。

我想起自己的家。北京市前门外西打磨厂179号，是我家的地址，也是邮址。姐姐不到十七岁离开家，去内蒙古修正在建设的京包线铁路，寄给家里的信封上，写的就是这个地址。那是我第一次收到信，我还没有上小学。但是，我知道是姐姐的信，我认得姐姐的字体。

我读初三那一年，正遇全国那几年的困难时期，饥饿蔓延，父亲全身浮肿，无奈提前退休，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从那一年开始，姐姐把父亲缺少的百分之四十的工资补上，每月寄来三十元。姐姐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十多元。

那时候，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送报送信。每月的月初，我都会跑到大院门口，等邮递员的到来。信封上和汇款单上我家的地址，姐姐的字，是那样的熟悉，她的字写得很漂亮。拿着信或汇款单，就像看见了姐姐，牵着了姐姐的手。

高中毕业，我去了北大荒。第一次在信封上写上了家的这个地址，以后又不知多少次写过这个地址。只有在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当年姐姐每一次在信封和汇款单上写上这个地址的心情和感情。地址上枯燥的汉字和数字，在信封上出现，仿佛才有了特殊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将一个普通的地址和曾经拥有及逝去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便是将地理空间和记忆空间链接在一起，让你和家人之间的思念牵挂或歉疚之类丰富复杂的感情，有了可触可摸实实在在的寄托和回荡的空间。

母亲不识字，她一眼却能认出信封上的字迹，是我写的，不会拿错信。我想，这不仅是由于接到我寄来的信多了，看得熟悉的缘故，而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如同远远看到孩子的背影，就能一眼认出一样。

1973年秋，父亲病故，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我回北京奔丧后，没回北大荒，决心办困退回北京，和母亲相依为命。1974年春节前，我终于接到通知，赶回北大荒办理回京手续。大雪纷飞，滞留北大荒，无法赶回家过年。我给母亲寄去三十元，同时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让她买些东西好好过年。我写在汇款单和信封上的地址，母亲一眼认出。她找来街坊，让人家把信读给她听。十五年后，1989年夏，母亲病故后，在母亲的包袱皮里，我看到了十五年前写给她的这封信，信封上家的地址，清晰在目，又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如同布罗茨基说的一样：北京市前门外西打磨厂179号，“我这支笔大概永远不会再写这个地址了。”因为父母不在了，我早已经搬家了，这个大院也早已经拆迁改造了。更主要的是，即使父母还在，老院还在，我也还住在那里，如今的我也很少写信，不会专门买来信封，贴上邮票，通过邮局邮寄，大多会用手机微信联系了。偶尔到邮局汇款，你手写好汇款单上熟悉的老地址，最后会由邮局的工作人员电脑打字，邮寄到手里的汇款单，也只是规范统一的印刷体，再无法出现你或我手写的地址了。

还是在《一个半房间》这篇文章里，布罗茨基写道：“具有惯常性、重复性特质的事情，原就是要忘记的。”我们就像狗熊掰棒子，忘记的、丢失的东西，太多了；却以为抱在怀里的是最好的，最值得的。

编辑：王瑜明

约稿编辑：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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