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韬：寻花问柳40年，体验上百名妓后写下大尺度日记

光绪二十年的上海滩北城，有扇木门被一位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轻轻叩响。

小伙子大名孙文，刚从香港那边的西医院校拿了毕业证。

他怀里紧紧揣着一篇给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建言书，满心想着呼吁朝廷变革。

可这事办起来心里直犯嘀咕，于是专程跑来拜访这户人家的主人，盼着这位老前辈能给文章把把关、挑挑毛病。

接见他的这位老先生，那会儿已经六十六岁高龄。

人家当时的头衔可不小，管着黄浦江畔最时髦的洋派学堂，也就是格致书院的掌门人。

要是去查查这位老先生的过往经历，你会发现简直是天差地别。

大白天，老先生站在讲台上，正儿八经地传授西洋科学原理；可天一黑，人家转头就模仿起蒲松龄写鬼怪的路子，编排出一大摞关于风月场所女子的奇闻异事。

甚至到了后来，周树人先生都忍不住点评说他身上那股子脂粉气越来越重。

更让人下巴都快掉下来的是，这位大半生都泡在楚馆秦楼里的教书先生，往前倒推三十二年，居然被当时的皇上亲自下令满天下抓捕。

给他定的罪名，赫然是给造反的队伍出谋划策。

朝廷钦定的叛党通缉犯，流连花街柳巷的放荡文人，外加指导革命先行者改文章的导师。

这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标签，偏偏全贴在了同一个人脑门上。

此人姓王名韬。

外人都以为这位老兄一生过得疯疯癫癫、目中无人。

可偏偏把岁月长河一点点剖开，瞅瞅他面临人生大岔路口时的决定，你就会明白，那些看似没边没沿的狂态底下，其实算计着一盘冷得彻骨的棋局。

咱们先回到同治元年那个被通缉的年份。

那年春季，姑苏城外炮火连天，长毛军跟大清官兵在江南水乡死咬着不放。

正赶上这要命的关头，朝廷兵马从敌军营帐中翻出了一沓秘密文件，落款写着“黄畹”。

这封密件洋洋洒洒三千言，说白了就讲了一件事：替造反派当军师。

信中明晃晃地建议，黄浦江边的洋商只图赚钱，你们万万不能去惹麻烦，把人马攥成拳头去揍曾家那支湘军才是明智之举。

时任江苏巡抚的薛焕拆开这封信，刚瞅清楚上面的字迹，当场脸就绿了。

哪来的什么神秘人物“黄畹”，这字迹明摆着就是那个常年在墨海书馆给大英帝国洋人当翻译的穷酸秀才王韬。

要是换成寻常百姓，端着洋主子给的高薪铁饭碗，缩在租界地盘里吃香喝辣难道不香吗？

凭什么非得顶着掉脑袋的巨大风险，跑去给造反队伍送情报？

这就牵扯出他算计的头一笔账：往政局里下注。

同治元年这会儿，他在十里洋场已经摸爬滚打了十三个年头。

当年他协助大英传教士麦都思翻成的基督教经典，短短六年就加印了十一次，绝对是市面上最抢手的权威版本。

这哥们对西洋那套法则摸得太透彻，也一眼就看穿了朝廷骨子里的烂账。

他曾洋洋洒洒给地方大员递交过多份建言，结果连个响都没听见，全打了水漂。

既然在大清这艘快沉的破木船上寻不着出路，干脆跳到对面的阵营里赌一把。

他敏锐地察觉到长毛军当下的战略短板，便琢磨着拿自己那套国际视野去给这股新兴武装指条明路。

可偏偏百密一疏，他搞砸了情报掩护工作。

本以为随便从屈原诗集里摘个词儿当笔名就能神不知鬼不觉，谁知道这圈子太小，熟人一眼就能认出他的笔锋。

消息传到京城，龙颜大怒，立马拍板严拿此贼。

当时街坊四邻都在背地里看笑话，还给他扣了个“长毛状元”的帽子。

这下子彻底没辙，唯有逃命。

他先是缩回书馆，紧接着又钻进大英领事的地盘。

折腾到最后，那个叫麦华佗的洋人副领事把他强塞进一艘远洋客船，趁着夜色急奔香江。

至于结发妻子、亲生闺女还有白发亲娘，全被抛在了黄浦江畔。

就这么几张纸的功夫，把前半辈子的安逸日子砸了个稀巴烂。

跑到南方那座小岛之后，按理说该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了吧？

偏不。

在港岛那阵子，他接着帮洋牧师理雅各捣鼓中国古籍的英文版。

没过几年，居然还混到了西洋界，堂而皇之地站在牛津以及爱丁堡的高等学府讲坛上，给金发碧眼的洋学生普及孔孟之道。

一个朝廷悬赏缉拿的要犯，反而干起了向海外传播国学的行当，这事儿想想都觉得滑稽透顶。

另外，他办得最绝妙的一桩事，发生在光绪五年的东洋之行。

那会儿的他，手里攥着一份亲手创办的《循环日报》，天天在头版头条狠批朝廷弊政，扯着嗓子喊变革。

这些犀利的文字飘过东海，愣是被岛国那些维新派人士当成武林秘籍一样捧着。

人家专门下帖子请他过去游历了一百二十多天，足迹踏遍了东都、大坂还有神户等好几个大地界。

所到之处，全被当地人当成泰斗级的人物好吃好喝伺候着。

在东都举办的一场百人规模大宴席上，这位老兄几杯黄汤下肚，当场借着酒劲吟诵起来，大意是说咱们两边交往了三十个世纪，真正算得上文化人交流的破冰之旅，全靠我姓王的来起头。

简直狂得没边没沿。

更有甚者，他在这异国他乡照样流连于风月场所，回过头还把这些花边新闻明目张胆地塞进了自己的游记著作里。

那会儿便有看客提出诘问：好歹也是个体面的名士大儒，成天扎在脂粉堆里混日子，成何体统？

于是乎，这就扯出了他的另一笔账：跟那种道貌岸然的规矩彻底划清界限。

面对非议，他不仅半点悔意没有，转头就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狠狠撅了回去。

他的说辞很直白：古时候战国公子也喜欢贪杯恋色，难道那是人家的远大抱负？

老夫天生就是这般风流随性的脾气。

想逼着我披上一层虚伪的皮囊去迎合世俗？

做梦去吧。

为了把这套理论砸实，他顺手扯出史书上的负面典型当挡箭牌：那个叫王安石的宰相，平日里连脸都不洗，装出一副清苦做学问的模样，到头来变法把大宋江山折腾去了半条命；再看看那个严嵩，躲在山沟沟里苦修十载，摆出一副纤尘不染的高洁姿态，最后还不是沦为了祸害天下的头号大反派？

这番言论乍一听像是在强词夺理，说白了人家是早就把官场里那套假模假式的路数摸透了。

当初在黄浦江边厮混的时候，这哥们就弄出过一本极为细致的声色场记录，把里头的规矩门道、姑娘们的级别划分，甚至从南到北不同流派的服饰妆容，全都扒得连底裤都不剩。

他压根不是在炮制什么风流艳史，纯粹是在搞实地的社会学调研。

在他心里，楚馆秦楼就是个放大镜。

老板们口袋里有多厚、读书人肚子里有几分墨水，外加这座城池到底有多阔绰，全都在这销金窟里展现得一清二楚。

既然朝廷的大门早就对他锁死了，倒不如蹲在这三教九流混杂的温柔乡里做个冷面看客。

他宁可当个放浪形骸的真小人，也绝不去学体制里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伪道学。

兜兜转转到了光绪十年，五十六岁的他总算踏上了故土的码头。

直隶总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加丁大人的从中调停，当年那顶勾结叛党的帽子总算被朝廷悄无声息地摘掉了。

在外头足足漂泊了二十三个春秋，他又换了身行头，稳稳当当坐在了洋派学堂的讲坛上。

这就解释了，为何光绪二十年那位姓孙的青年拿着治国方略登门拜访时，这位老前辈能一眼挑出文章里的毛病，并靠着积攒下来的人脉关系，硬是把这篇雄文推上了当时最有分量的国际期刊。

如今再来审视这位奇人的一辈子，幽默大师林语堂奉他为近代报业的祖师爷，做学问的人则给他贴上了“十九世纪最寂寞的灵魂”的标签。

他心里确实苦闷得很。

可偏偏这份苦闷，绝不单单是他本人的霉运，根本就是晚清那套千疮百孔的机器开出来的一张绝症诊断书。

一个精通外文、明白西洋逻辑、懂得操办传媒，脑子里还装着宏大战略的一流人物，在大清这套陈腐的框架里，硬是连个官壳子都混不上，顶破天就是个落魄文人。

逼得这种能人，要么钻进花街柳巷里去写民间百态，要么冒着杀头风险去给造反派递送情报，要么远赴重洋去给洋鬼子开班授课。

到了生命的后半程，他只能把自己满脑子的经世致用之学，毫无保留地倒给了一个誓要砸烂这个旧世界的后来者。

像这种从根上就烂透了的班子，要是还能接着喘气，那才是见了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