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时针拨回两个月前。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夜谈里再次提起心愿：“我得试试坐咱自己的飞机。”这事儿他不止一次说过。中央对领袖搭机有默契：能不飞就不飞。空军成立才七年，机型老旧，飞行员经验有限；再加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遇袭的阴影犹在，谁都担心重蹈覆辙。刘亚楼捧着茶杯，旧话重提：“主席，安全第一，飞机条件——”话未说完，就被一句“实践出真知”拦了回去。毛泽东把《论十大关系》的手稿往桌上一拍：“去广州还坐火车？太慢。”话音落定，这趟前无古人的航程便被钉在了日程上。
刘亚楼背地里直犯难。让别人飞，万一出事，他难辞其咎；让苏联顾问带飞，主席不干——“自己的天要自己飞”，毛泽东的态度不容松动。思来想去，只好在空军里挑最稳妥的组合。横挑竖选，胡萍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到：早年在哈尔滨航校出师，给周恩来、赫鲁晓夫都飞过，没出过一次纰漏。再加一架副机伴飞，主副机组各自备份，是那时能想出的最保险方案。
5月3日拂晓，南口机场雾气未散。里2运输机擦着跑道出发前，被仔细检修了整整两昼夜：油路、电路、舵面，真皮座椅拆掉，换成硬板榻——这是毛泽东出行的习惯，睡软床晃人，他偏要硬一点好保持清醒。机组成员最后一次对表时，胡萍说：“把心放平，飞好这一趟。”话说得轻，可大家都听得出分量。
起飞后，毛泽东像个好奇的乘客，先在舷窗前看云层，然后又走到驾驶舱门口，拍拍胡萍肩膀：“年轻人，稳着点，咱们可要在天上待上六七个钟头哩。”胡萍回头冲他扬了扬眉，握紧操纵杆。飞机经武汉落地加油，傍晚抵羊城。一路顺当，连气流都称职地让路。毛泽东下机时冲着刘亚楼笑：“早该飞了嘛。”
广州的考察忙碌而充实。一个月里，毛泽东走工厂、下农村、看水库，夜里则提灯与广东省委座谈，分析经济工作。同行的空勤组倒成了“随行参谋”，跟着多学了几套岭南点心吃法。日子一晃到五月底，返程日定在30日，三架里2依旧一前两后，副机担纲守护。
出发时一切正常。进入河北上空，气象台警报才急促响起：衡水一带生成雷暴线，云顶高，积雨累叠。那年头的气象资料远不如今日详尽，空管只能凭经验提醒——“谨慎穿云”。第一架副机被拉去探路，何延一在无线电里只留下一串坐标，随后信号戛然而止。塔台主任脸色突变，赶紧呼叫后两机，依旧寂静。
就在这片雷雨云下，胡萍的专机被强气流托举得猛蹿数十米，又瞬间坠落。仪表指示器猝然乱跳，舱内灯光闪烁。副驾驶低声喊：“机长，雷暴核心在前方五公里，左侧云壁闪电频繁！”胡萍咬牙：“向东二十度，绕过去！”螺旋桨咆哮着偏转，机尾一阵哆嗦。突然又是一道电弧擦过机翼，金属皮嗡嗡震颤。机舱里有人惊叫，书页哗啦翻动。毛泽东却稳稳坐在沙发上，问道：“还能绕得开吗？”胡萍一个高音：“能！”
机头斜插入云层缝隙，三分钟如同过山车，忽升忽降。副机也紧咬尾翼。雨幕之后，天地豁然，渤海湾的银光在落日里跳跃。两架飞机脱离雷区，与塔台重建通信的那一刻，指针已经指向17时20分。刘亚楼拿着话筒，声音带颤：“安全就好！”
傍晚六点半，专机降落。舷梯放下，机组面色仍在发白。毛泽东拢了拢衣襟，第一句话：“今天这段路，是不是把你们吓坏了？”接着哈哈一笑，“怕啥，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点乌云可难不倒咱！”说罢，他转身握住胡萍的手：“小伙子，有胆有识，你是个人才。”
刘亚楼长舒一口气，心底却在想：今后要不要再答应这样的请求？政治局后来再次讨论，意见更谨慎，然而形势所迫，毛泽东此后仍数度乘机南北奔波。只是每当将起飞时，胡萍总会带着那份6月4日留下的电流噪声记忆，反复查阅气象，反复绕机检查。飞行记录本的每一页，都像一张薄薄的保险单，为云上的岁月押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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