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遭地痞无赖勒索，对方开口要100两黄金，白大笑：照给

抗战过后没多久，重庆还在收拾残局。

西泉镇忽然闹出一桩官司，一个自称“苦主”的编余军官胡斌，把状纸递到璧山县法院，指向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说他借“军事第一”之名侵地修屋，又把母亲葬在霞凤山的胡氏世袭地。

白崇禧人在南京，桂系旧部在重庆四处周旋。

谈到钱时，胡斌抬价，开口要的补偿据报道直指一百两黄金，白崇禧听过，只笑，说“照给”。

一句轻描淡写，像把局势按住一半。

可桌上的金条，真会落到对方手里吗；庭上的话，能不能落到地上？

抗战刚胜的年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原在重庆的军训部撤销并入国防部。

随着人事调整，许多中下级军官被资遣，生计一时难以着落，抱怨越聚越多。

总参谋长陈诚主持裁撤与整编，政策硬落地，情绪却在重庆城里蔓延。

白崇禧彼时出任国防部长，桂系出身又让他处在风口上，很多失业军官便把怨气对准了他。

胡斌就是那时往前走了一步的人。

他原是编余还乡军官，常自称黄埔出身，还佩戴中校领章招摇过市，邻里有人喊他“胡中校”，也有人干脆称他“地痞”“无赖”。

国民党三青团的人盯上了他，看中的是这张能说会道的嘴。

他们希望有人在这个时点把白崇禧捅一个窟窿，胡斌接过了活。

起诉书递到璧山县法院，控诉有两桩，一是白崇禧借“军事第一”之名侵占民地，擅建公馆；二是在铜梁、璧山之间的霞凤山胡氏世袭土地上为亡母筑墓。

胡斌没有等法院回音，先开记者会，再大量石印“快邮代电”，寄往重庆、南京各机关、团体与报馆，呼吁“主持正义”。

这一步，走得有点急了点，却把关注度推了上去。

白崇禧人在南京，重庆一头不能撒手。

桂系故旧与旧部不愿见他被人拖着走，商量之后推严守三、马守义出面，先把见面谈起来，看看能否和解。

严守三与马守义找到胡斌，先把能做与不能做的说清。

白母早已安葬，墓穴用石与水泥固封，动不得。

公馆别墅所在地，当年由军事机构向地方征用，现在可以作价购买。

双方若要平事，就走这个路子。

话一落，胡斌换了说法，不再紧咬“迁坟”“拆屋”。

他抬出三个条件，要补偿，要官衔，要公费出国。

赔偿的数目，他直接往上提，据报道他一度把索赔码到了四百两黄金；还要一个陆军少将军衔；再要公费出国考察。

价码一挂出，场面就不可能私了。

严守三与马守义不敢应承，只能回报。

白崇禧听过传话，给出四个字，无理取闹。

他坚持西泉的建设有其公事依据，并非中饱私囊。

若对方求的是一点封口费，或许可以；把数目抬到那样，就绝不可能。

他派出副官再谈，态度很明白，只肯以少量黄金了结。

胡斌不松口，反倒咬死了先前那几项条件，表态说不答应，便耗到底。

白崇禧听完副官汇报，短时也犯难。

此时，另一个思路开始收拢问题，不跟着舆论跑，先把程序与权属按住。

桂系的力量不只在部队，也在地方。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留意到四川省建设厅长河北衡要赴南京，托他带信面谈。

河北衡在党内靠拢政学系，长于搁平纠葛，他在南京见到白崇禧，建议折价给钱。

他的口子并不大，认为给到一百两黄金就差不多，胡斌无非求财而已。

白崇禧听罢，只笑了一声，回了两个字，“照给。”

这一句，既是姿态，也是节拍。

钱看似要出手，路却要按程序走。

他们并未把事情留在重庆，而是另起炉灶。

河北衡返成都，把经过向省主席邓锡侯报告。

邓锡侯当即示意，以他的名义把胡斌起诉白崇禧占地一案交给铜梁县长妥为办理。

案子从璧山的地方法院提到省里，再落在铜梁县，节奏换了，舆论的力道被卸下一截。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地的来历查清，量清占地的尺幅，契据是谁手上，一目了然。

铜梁县长把具体工作交给田粮处处长屈玉峰。

屈玉峰沿着旧账与契据查去，关键点很快露面，胡氏世袭土地到了胡斌父亲那里时，因抽鸦片上瘾，田产早已当光卖光，红契也转手出去了；契最后归在田粮处。

如此一来，霞凤山那块地不在胡斌名下。

侵占民地的说法，就失了根。

这条线一旦坐实，开庭就有了支撑。

河北衡把程序与证据都扣好，安排开庭审理。

接下来，是让众人当面听清楚、看清楚。

庭审之前，白崇禧方面也做了准备。

他不回避补偿的承诺，依然认可折价给钱的方案。

两条线并行，一条是给，另一条是证。

钱可以摆上桌，契必须也摆出来。

程序被一层层搭好，到了现场就只需按部就班。

开庭这天，双方当事人在场，铜、璧两县的地方法院推事、西泉镇长、保甲与镇民代表也到场见证，场面公开透明。

屈玉峰先把话说清，白母墓占地是事实，不过人已安葬，动不得。

为避免争执延宕，由白崇禧付补偿，折半再折半的思路，仍按此前商量的来。

白崇禧方面随即把金条摆上案桌，兑现“照给”的姿态。

那一捆金条摆在面前，胡斌的目光粘在上面，脚步已往前挪。

他担心再闹下去连这一捆都没有，态度忽然顺了许多，连连点头，几步上前就要把金条抱进怀里。

屈玉峰伸手拦住。他把程序再说一遍，请双方当事人画押签押，再请在场众人签名；同时要求胡斌拿出红契，做到一手交黄金，一手交契据。

胡斌愣住，契拿不出来。

契在田粮处，账目上清清楚楚。

流程走不下去，金条也就只能收回。

众目睽睽之下，胡斌再无话说，灰溜溜退场。

起诉失了支点，舆论风口也静下来。

案子由此收束，西泉镇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

回看这一场，从胡斌递状纸的那一刻到法庭上金条的起落，每一步都有它的时机。

失业军官的怨气，把胡斌推到了台前；重庆舆论的热度，让这起诉状有了声量；严守三与马守义的接触，曝光了要价与条件；黄季陆与河北衡的介入，把会谈的“给钱”与法庭的“凭证”绑在一起；屈玉峰翻出红契的去处，当庭扣住了关键。

事后看，有几句并不响亮的话，分量却不轻——“无理取闹”，把白崇禧的态度定住；“照给”，把让步的尺度也定住。

钱可以摆上桌，契拿不出来，它还是要被请回去的，也就那样吧。

胡斌没有再起新波，白崇禧也没有再追究。

留下来的，是庭上一幕小小的细节，那捆金条原地上桌，又在众人眼前被收入袋中；真正能压住事的，不是高嗓门，不是漫天要价，而是一纸红契的去向与“照给”的分寸。

至此，尘埃落地，谁也不用多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