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分中国和外国，西方学者直言：我们压根没有中国人的信仰

前言

盖洛普曾发起一场横跨六大洲的深度民调，覆盖65个主权国家，面对面访谈逾五万名普通民众，核心议题聚焦于当代社会对宗教信仰的认知图谱与精神归属现状。

当报告正式发布，欧美主流媒体迅速作出密集报道：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仅有7%的受访者明确自认信奉某种制度化宗教，而高达61%的人群坚定认同自身属于无神论者行列。

这一比例令西方舆论圈普遍愕然——在他们的文化预设中，信仰缺位往往等同于价值失锚、伦理松动，甚至隐含社会失序的风险。

可中国人不拜神祇，就真的没有精神所依、没有心灵归处、没有值得托付的终极信靠吗？

西方那把尺子，从一开始就量偏了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一针见血指出：西方惯用一把专为自身文明定制的标尺来丈量中国，这本身就是认知错位的起点。他们定义“信仰”，首重是否存在统一教典、唯一至高神格、严密层级教会、以及个体是否将灵魂交付给超自然主宰。

依此框架审视，中国显然不具备典型宗教社会的外显特征，于是不少观察者便轻率断言：这里的精神根基薄弱，甚至处于信仰真空状态。

这种判断看似简洁高效，实则流于表象。中国人并非不敬天法祖，也绝非缺乏内在敬畏——庙宇香火千年未熄，清明祭扫代代相承，除夕叩首不忘先人，年节祈福遍及城乡，这些行为早已融入血脉节律。

但中国人极少将命运全盘托付给神明，口中默念祷词的同时，双手仍紧握锄头、图纸与算盘；祈求风调雨顺，田垄依旧要深耕细作；盼望江河安澜，堤岸仍需肩挑背扛；向往岁月静好，生活仍须一步一印踏实前行。

民间素来秉持一种质朴信念：苍天在上自有观照，而脚下大地之事，终究得靠人自己担起、干成、守牢。中华文明最坚韧的精神脊梁，从来不是仰望星空的被动等待，而是俯身躬行的责任自觉。

早在西周时期，“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训诫便已确立，强调天命非世袭铁券，而系于执政者德行之实；至孔子集大成，思想重心更非祈求神启救赎，而是聚焦于人如何立身、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

仁、义、礼、智、信，从来不是悬于高堂的抽象符号，而是要求每个个体找准自身坐标，恪尽职守、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西方常将“无神论”等同于精神荒原，这实为又一重深刻误读。

许多中国人虽不诵经布道，心中却自有准绳、有戒惧、有对失德的羞耻、对亏心的不安、对愧对列祖列宗与子孙后代的深切警醒。若仅以宗教登记人数推演整个民族的精神结构，恰如用气压计测量水深——数据再精确，维度已然错置。

中国人的信仰，很多时候就是把事做成

两种文明的精神取向，在古老洪水叙事中显露无遗。西方经典中的大洪灾，多呈现为神谕先行、方舟授意、人类依令而行、最终获救的线性逻辑。

而华夏传说里的大禹治水，则是一场没有神谕指引、没有现成方案、没有外援支撑的自主攻坚：父亲鲧以堵治水失败后，禹毅然改道疏浚，十三载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泥泞中蹚出一条人间出路。

真正震撼人心的，并非其辛劳之苦，而是那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务求实效的生命意志：危机生于大地，解法必在大地之上生长。

愚公移山亦复如是。太行、王屋二山横亘门前，他未曾焚香祷告请神挪山，只率家人持箕畚日日开凿，子继父志，孙承祖业，一镐一担，凿穿的是岩石，更是对“不可能”的彻底否定。

这种选择看似朴拙，内里却蕴含惊人硬度：它信奉的不是奇迹降临，而是人力接续；它仰赖的不是顿悟翻盘，而是世代接力、久久为功。

这条精神脉络从未中断。1959年，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技术专家，中止所有援助项目，国际舆论普遍断言中国核事业将就此搁浅，甚至有人静候其崩塌。

结果是一群人悄然隐入戈壁深处，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隐姓埋名，以血肉之躯铸就国之重器，把青春、健康乃至生命全部熔铸进那道最难逾越的技术鸿沟之中。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起爆，两年后氢弹试验再度震撼世界。这远非“科研突破”四字所能概括——背后是精密协同的组织能力、严丝合缝的工程纪律、百折不挠的攻坚意志，更有一种深植骨髓的信念：外部封锁不可怕，路断了就自己凿；技术壁垒不可攀，那就一寸寸啃、一步步攀。

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同样如此。人们铭记最深的，不是响亮口号，而是子弟兵用身体连成堤坝、以血肉阻挡浊浪的定格画面。那一刻无需任何宣誓，一种沉甸甸的精神质地已在行动中全然显现：该挺身而出时绝不退缩，该咬牙坚守时绝不松懈，该传递火炬时绝不中断。

许多西方观察者执着寻找一句神圣箴言、一套标准化信仰仪轨，却屡屡忽略最本质的事实：中国人常常不把“信”挂在嘴边，而是直接把它活成了“干”字本身。

嘴上不常提信仰，心里一直有根

中国社会并非缺乏精神支柱，只是这根支柱生得极接地气，长在灶台边、田埂上、祠堂里、族谱中、春运列车上。清明为何风雨无阻必赴坟前？春节为何千里奔波也要归家团圆？海外华裔为何数代不辍修缮族谱、寻访祠堂、追溯祖籍？

这些行为表面是民俗惯性，深层却是身份确认的庄严仪式——在追问“我从何处来”“我与谁相连”“我向何处去”的永恒命题中，完成对自我定位与责任坐标的持续校准。

赡养双亲、抚育幼子、敬奉祖先、眷恋故土、信守承诺、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这些不是空泛教条，而是嵌入日常肌理的行为契约，也是一种沉潜心底的笃定信念：家庭不可离散，本分不可失守，责任不可推诿，再艰险的困局，终能靠人的双手一砖一瓦垒出通途。

每年春运便是这种精神韧性的集中爆发。亿万游子拖着行李穿越山海奔赴故里，车票难抢、旅途漫长、身心俱疲，却依然义无反顾——表面看是团圆之需，内核实为对家族血脉、乡土根系、文化基因这条生命主轴的郑重续接。

马丁·雅克那句略带锋芒的断语由此更具深意：“世界本质上分为中国与外国。”此语绝非鼓吹优越，而是指出中国作为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体，其运行逻辑、价值排序与实践路径，天然携带一套绵延数千年的文明操作系统。

外界习惯以既有范式解读中国，却总难契合；而中国对外合作亦一贯务实：不热衷输出理念，优先铺设铁路、建设港口、架设电网、贯通道路，先把基础设施这张网织密扎牢。

因中国人深信一条朴素真理：把日子过稳、把事情做实、把承诺兑现，本身就是最具穿透力的价值宣言。这套逻辑或许不够炫目，却异常坚实——它不在云端缥缈，就在引水渠的坡度计算里、跨海大桥的应力测试中、远洋巨轮的龙骨焊接上、芯片光刻机的纳米级调试间、边关哨所的寒夜值守中、地震废墟上的徒手挖掘里。

结语

那么，中国人究竟有没有信仰？倘若固守教堂钟声、圣典训喻与唯一神格的狭义标准，答案或许仍是“没有”。

但只要将目光沉落于大地，便会看见另一种真实：大禹十三年疏浚河道的身影是信仰，愚公父子锹镐不息的节奏是信仰，戈壁滩上升腾的蘑菇云是信仰，春运列车上那一张张疲惫而坚定的面孔也是信仰。

它不喜高声宣告，只重躬身践行；它不寄望神迹垂怜，唯信担当可破万难；这条奔涌不息的精神暗河，西方长期视而不见，并非它不存在，而是那把沿用已久的标尺，始终未曾校准过中国的刻度。

信源

盖洛普国际（盖洛普国际）：《2023全球宗教信仰调查报告》及环球网相关报道《盖洛普民调称中国大陆无神论者参与61%》。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史钩沉：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钱三强与中物院的科学家们》。人大重阳网：《马丁·雅克：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中国人的信仰我们做不到》。人民网：《“两弹一星”精神的转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