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金融创新加速 银行挖掘综合服务新增长点

中经记者 慈玉鹏 北京报道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加大信贷、信保支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3月以来，多家银行跨境金融业务持续升级服务模式。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跨境金融业务方面，银行正从“交易处理者”转向“企业全球财资的战略合作伙伴”，通过综合服务深化带来增值收入，包括财资管理咨询服务收费、衍生品综合风险管理方案定制服务等。

服务模式创新迭代

2026年以来，机构陆续加强跨境金融业务创新。

3月19日，日照银行表示，该行潍坊分行为潍坊市头部跨境电商企业——潍坊汇达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具的跨境电商保单作为增信措施，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信保增信跨境电商企业融资。该创新模式降低了融资门槛，提升了融资可获得性。

3月13日，恒丰银行总行发文表示，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直接参与者资质，该行上线“代理同业结算功能”，实现首单业务落地。在CIPS系统中，恒丰银行作为直接参与行，通过为境内外银行同业开立同业往来账户，代理其接入CIPS系统，实现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实时处理和批量清算。

记者采访了解到，银行跨境金融业务的竞争范式已发生深刻转变，从早期的“牌照驱动”演变为“服务能力驱动”。另外，跨境金融业务已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

长三角科技产业金融研究联盟秘书长陆岷峰告诉记者，目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跨境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为“走出去”的大型国有企业、重点基建项目以及国家级战略提供全方位、一揽子的金融解决方案，涵盖大规模项目融资、主权级信用担保、全球现金管理以及复杂的结构化风险管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通常聚焦于服务中型跨国公司、民营龙头企业以及特定行业（如高科技、跨境电商），在供应链金融、定制化汇率避险方案、跨境资金池效率优化等领域进行精细化创新；头部城商行与部分领先的农商行，主要服务本地有跨境业务需求的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通过与沿海口岸分行、自贸区分行合作，或嵌入本地跨境电商平台、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业态，为区域内的外贸企业提供基础且高效的结算、结售汇及贸易融资服务；外资银行则延续其国际化网络专家与高端复杂方案设计者的定位。

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一位地方银行人士表示，行业壁垒将从牌照转向基于科技与数据的服务能力。拥有强大科技平台、能够无缝嵌入企业全球供应链和财资管理系统的银行将占据优势。同时，形成“国有大行搭平台、股份制银行做特色产品、城商行做末端落地、外资银行做国际接口”的共生生态。

开拓综合服务增长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汇兑利差收窄、结算手续费透明化以及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提升，商业银行需要超越传统中介服务，开拓综合服务增长空间。

陆岷峰表示，银行应从“交易处理者”转向“企业全球财资的战略合作伙伴”，实现服务深化带来的增值收入。例如，开拓财资管理咨询服务，为企业设计并运营全球化的流动性管理方案、优化跨境资金池结构、提供现金流预测与规划，并据此收取专业服务费；复杂结构化产品的设计与安排收入；针对企业的特定风险敞口，定制包含多种衍生品的综合风险管理方案，获取产品设计及交易安排收入。

同时，银行需将数据洞察与专业分析能力转化为“知识变现”产品。陆岷峰认为，单纯的支付数据价值有限，但整合了跨境交易、行业情报、国别风险、ESG表现等多维数据后，银行能生成高价值的商业情报。例如，向企业提供目标市场的行业分析报告、潜在交易对手的信用评估、地缘政治风险预警订阅服务等。银行可以设立独立的研究与咨询部门，向企业客户销售这些数据产品与研究报告，开辟全新的非利息收入来源。

上述地方银行人士表示，银行应通过构建或融入数字贸易生态实现“生态赋能”，从而分享生态增长红利。银行可以主导或联合科技公司搭建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集成报关、物流、退税、融资、保险等功能。银行在平台上不仅提供金融服务，还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服务商并担任“生态主理人”，从平台交易总额中抽取佣金或收取技术服务费。这种模式将银行收入与企业贸易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直接绑定，更具成长性。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目前机构做好跨境金融，三项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一是构建全球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境内外客户管理、资金调拨、产品平台，实现跨境服务的无缝衔接。二是深度融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布局离岸人民币市场，围绕大宗商品计价、数字货币跨境结算等场景实现业务突破。三是大力提升境外合规风险管理能力，将反洗钱、数据跨境、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真正纳入战略层面统筹，从“业务驱动合规”转向“合规与业务并重”。

值得关注的是，从风控方面来看，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税务监管改革等复合型风险，跨境金融的风险图谱变得空前复杂。目前，行业在建立有效的风险信息共享与协同应对机制方面已取得初步进展，但整体仍处于“碎片化协同”阶段，系统性、机制化的合作网络尚未完全建成。

陆岷峰表示，现有相关机制主要包括监管主导的宏观信息共享；银行同业间的自发协作；第三方商业信息平台的补充，银行采购如Refinitiv、Bloomberg、邓白氏等国际数据服务商的风险与合规数据库。但这些机制存在明显不足，信息共享的及时性、深度和颗粒度不够；针对特定海外项目的风险信息难以实时获取；银行间出于商业竞争考虑，对核心风险数据的共享意愿有限。

上述地方银行人士指出，目前服务多集中于事后的交易筛查与阻断，缺乏事前的合规咨询与嵌入业务流程的设计能力。银行应在前端帮助企业设计符合投资目的地要求的交易架构、税务架构，将合规要求内嵌于融资合同条款，并提供持续的风险监测服务，实现从“合规控制”到“合规赋能”的转变。另外，银行、保险、信保、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之间应形成制度化的信息互通与行动协同机制。在面对重大海外项目风险时，快速整合金融、法律、保险等多种资源，为企业提供一揽子风险缓释方案。

（编辑：曹驰 审核：何莎莎 校对：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