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放弃台积电百亿股权，扎根大陆办厂！张汝京：国家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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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早年给出的巨额股权，折算下来动辄百亿级，张汝京的爱国方式有点简单粗暴：直接放弃在台积电的未来，宁肯背上商业间谍的骂名，直接被法院判决必须滚出自己干了一辈子的行业三年。

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高谈阔论，只是默默换了战场。

在半导体这种核心行业里，“国家要重视科技”说一万遍，不如看一个人真实行动如何？

他是怎么用三年拉近三十年差距，他为什么宁愿放弃台积电股权也要回大陆办厂？

被迫“滚出芯片圈”三年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张汝京，是从那场著名的诉讼开始的。

2000年中芯国际在上海打下第一根桩，当时中国大陆和世界先进水平差着最少三代工艺。

短短几年后，这家公司就冲到了全球第四，建起了8英寸、12英寸生产线，做到了90纳米工艺，直接把大陆的起跑线往前推了一大截。

发展太快，注定会招人盯上。

2003年，中芯国际正准备上市，台积电在美国突然发难，直接起诉中芯国际窃取商业机密，索赔10亿美元。

这种级别的诉讼，对一家刚起势的公司，压力有多大不用多说。

更关键的是，参与中芯建设的工程师里，有不少来自台积电，哪怕公司从规章制度到技术流程都在避雷，只要有一点工艺习惯重合，对方律师就能揪住不放。

这官司足足拖了好几年，钱在不断往外烧。

到2009年，美国法院给出了极其沉重的判决：中芯不仅要赔偿2亿美元，还要把10%的股权割给台积电，而且核心人物张汝京必须无条件辞职，并且签下三年不得从事芯片行业的竞业协议。

2009年11月，他正式辞职，离开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公司。

三年竞业限制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完美的退休窗口，完全可以顺势隐退。但他转头干的第一件事，是冲进LED领域，投钱办光电企业，解决LED关键技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问题。

严格意义上讲，LED在产业属性上不等同于晶圆代工，但用到的材料、工艺、生产体系，离不开他几十年积累的那套方法论。

这个阶段，很能看出他的思路：既然不能直接做芯片，就先去补另一个短板。国家缺什么，他就绕着法律的边线去填什么。

更让人不太好意思批评的是，他当时已经过了60岁，按常理，是该保养身体、抱孙子、偶尔去高校讲讲课的年龄。

他偏不。他眼里的“退休”，其实就是从一个项目切换到另一个项目。

很多人嘴上说“国家需要我”，但落到具体行动上，愿意先牺牲自己职业自由和财务安全的，并不多见。

等到竞业协议期满，他立刻杀回半导体材料这一块，从300毫米大硅片切入，这一步的意义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得多。

当时大陆在这方面几乎是百分之百进口依赖，这就意味着，哪怕中芯这样的代工厂再努力，只要上游材料一断，所有产能立马趴窝。

他创办的新昇半导体，两年之内搞出了大陆自己的300毫米单晶硅棒。

“50亿美元收购”，他为什么要跟台积电对着干

在回大陆之前，他本身就是半导体圈里的熟脸。早年在德州仪器干了近二十年，还当过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基尔比的核心助手，跑遍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帮人建起了一条条生产线。

从跨国公司出来之后，他接了台湾的世大半导体，用了大概两年时间，就把这家公司做到盈利。

对于一个需要巨额资本、技术门槛又极高的行业，这个速度非常扎眼。也正是这个时候，台积电开始真正把他当成潜在威胁。

台积电的反应是直接砸钱，约50亿美元把世大收进来。

这种收购方式在半导体行业并不罕见，但后面的博弈，暴露出张汝京的“轴”和他的站位。当时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把世大的第三座工厂放在中国大陆。

张忠谋拒绝得很干脆，还加上了一句极具压迫感的话：你要走可以，但收购时承诺给你的台积电巨额股票，将全部作废。

这个砝码分量太大，接受收购，把工厂安安稳稳留在岛内，照样有项目可干，有股份可拿，看起来是条更安全、更舒服的路。

但张汝京给出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不要了。

他带着妻子、孩子，还有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迁到上海。这种选择，已经不是简单的职业转换，而是很清晰地把自己的后半生押给了这块土地。

对一个从1949年就离开大陆、在台湾长大、在美国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彻底的选边。

半导体是知识密集产业，钱可以慢慢砸出来，但真正能把工厂建起来、把产线跑顺、把团队带起来的人不多。

他手里恰好就握着这整套能力，再加上父亲多年来反复叮嘱“回大陆建厂”，这条路在他心里，其实早就写好了。

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个关口“反向折腾”，但他是真的把这一套当成了自己该干的活儿。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岛内媒体去上海采访他，发现他连穿着打扮都很简单：一件有点旧的灰色毛衣、一张三夹板办公桌，完全不像很多人印象中拿过大公司股权的企业家。

他不是没见过大场面，而是压根就没把“体面”当成职业主目标，能把工厂建起来，比穿不穿西装重要太多。

他给大陆留下了什么

从2000年中芯起步算，到后来的新昇半导体、芯恩半导体、积塔半导体，一条完整的路线就慢慢清晰了。

先看中芯国际刚起步那几年。当时大陆和世界先进工艺有多大差距？至少落后三个代际，很多高端芯片只能靠进口。

对于一家从零开始的大陆企业来说，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把厂房、设备、工艺线、人员配套全都拉起来，背后靠的就是他几十年“到处帮人建厂”的经验。

有了第一条线，很快就做出了第二条、第三条。2001年建成8英寸生产线，2003年启动90纳米，2004年北京厂搞出大陆第一条12英寸产线。

三四年时间，把原本几乎空白的大陆先进制程，一路推到了世界前列的门口。

当初跟着他一起到上海的，不仅有三百多位台湾工程师，还有一百多位来自欧美的大厂专家，包括从英特尔、德州仪器出来的技术骨干。

为了这趟选择，他们有人卖掉海外房产，有人主动降薪，这在当时其实并不好解释：为什么要离开成熟市场，跑到还在探索期的大陆？

他们给出的答案很朴素：要帮中国做出自己的芯片。

中芯国际成了一个很特别的平台，它吸收了岛内和海外的技术力量，又在大陆训练出本地工程师团队，最后沉淀下来的，是一批可以独立带线、独立开发工艺的技术中坚。

这些人后来散落到各家企业，支撑起了更多项目。

他本人在中芯的管理风格，很接地气也很“抠”：坐经济舱，住便宜酒店，吃七块钱盒饭，开旧桑塔纳，连公司都被业内调侃为“Save Money In China”。

这种极简成本控制方式，在高投入的半导体行业，等于给公司多买了不少时间。

尤其是在面对外部围猎、内部扩产的高压状态下，每一分钱能多撑一点，可能就是多一条产线、多几个验证项目的机会。

等到他被迫离开中芯之后，中芯挺过官司，慢慢爬坡，最后在梁孟松等技术大将的努力下，做到了14纳米甚至更先进制程，直接把中芯送上了全球第三大代工厂的位置。

之后，他跑去青岛做芯恩，琢磨CIDM这种共享制造模式，试图探索一种更适合本土中小设计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协同方式。

到了新能源汽车爆发后，车规芯片成了新的痛点，很多车厂排产计划被一颗微控制器卡住。他又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出现在积塔半导体，转身投向车用芯片。

这几次转场拼起来，可以看出他的路径从来不是“只做自己熟悉那一块”，而是围绕着国家产业安全，把关键节点逐一填上。

中芯国际如今作为全球第三大代工厂，是中国科技对抗封锁的中流力量之一；大硅片这样的材料环节，也不再是绝对空白；车规芯片有更多本土选择。

国家需要我。这句说出来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都按照这个思路做决策。

爱国这两个字，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参考资料：74岁张汝京又跳槽，曾创办中芯国际，数次创业成功后辞职．中国经济网 [引用日期202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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