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周志坚参加胶东军事史讨论，意外得知：我当过胶东军区副司令

1986年深秋，青岛的海风已经带着凉意。胶东军事史研讨会的会场里，坐着一圈满头华发的老兵。有人翻着发黄的任职命令，有人低头做笔记。就在这场看似平常的座谈中，一句随口提起的话，让已经七十多岁的开国中将周志坚愣在原地——原来在解放战争的最紧张年月，他竟曾以“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组建第五师，而他本人当年却一直不知道这一头衔的存在。

任职命令写得清清楚楚，军区第五师师长兼军区副司令员。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记住的只有一个职务：五师师长。直到这次研讨会，工作人员调出当年的文件，才有人笑着提醒：“老首长，当年您可是胶东军区副司令。”周志坚看着那份纸，沉吟了很久，只淡淡说了一句：“那时候，顾不上这些。”

有意思的是，这份迟到四十年的“官职信息”，并不是一段轻松插曲的开头，而是把他的记忆又拉回到1946年。那一年，中原突围刚刚结束，他从生死线上闯出一条血路，绕道武汉、南京，再到延安，最后才被派往华东。也正是在这样的曲折之中，一个中原二纵的副司令，绕了一大圈，成了胶东五师的师长——以及一个被自己忽略了几十年的军区副司令员。

一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华中地区的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三十万国民党军按计划合围中原军区。彼时，中原军区在抗战期间已经发展到六万余人，下辖两个纵队、三个独立旅和三个军区，归中原局统一领导。

中原局成立于1945年10月30日，核心领导成员包括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等人，既负责军事指挥，也承担政治、组织任务。对应的中原军区领导，由李先念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郑位三任军区政委，王树声担任军区副司令员，统筹各路主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

在作战序列上，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由副司令员王树声兼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文建武出任司令员，配备了相对完整的旅、团建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第二纵队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后来得到授衔的只有副司令员周志坚。文建武在1951年因病去世，政委任质斌战后转入地方领导岗位，没有参与1955年的授衔评定，这在老一辈部队干部中也算是一个颇具时代印记的细节。

当时的中原，根据地并不算大，却处在人家兵锋最前线。中央获悉敌情后，提出突围的方案。纸面上的“中原突围”只有四个字，真正落实到战场上，却意味着部队被大规模分割穿插，意味着必须用鲜血和牺牲，为主力和干部杀出路来。

按照中原军区的部署，部队总体分三路行动。除了一纵一旅在皮定均率领下独立向外突围外，另两路则向西机动：一支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属于右路主力；另一支则由王树声指挥，构成左路突围力量。这种分兵，风险极大，但不分又没有生路。

右路军由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第十五旅、第359旅、干部旅以及军区机关共约一万五千人组成，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政委郑位三亲自带队，目标是抢在敌军封锁圈完全合拢之前，向陕南地域突击突围。左路军则由第一纵队主力以及第二纵队第十五旅一部分部队组成，约一万人，由王树声统率，计划以武当山为依托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周志坚此时的职务，是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根据军区安排，他率领第二纵队第十三旅的部分部队和一部分地方武装，担任掩护任务，为右路军主力突围阻击敌人。这样的任务性质，注定了他所面对的是一场牵制战，是一场直到部队打散、弹尽粮绝才可能结束的硬仗。

后来回忆到这一段经历时，他说得很直白：为了掩护右路主力突围，十三旅与敌反复拼杀，阵地一换再换，许多连队打到最后只剩零星官兵。由于敌军封锁严密，通讯线路损毁，部队在反复穿插过程中逐渐与上级失去联系。等到战斗告一段落时，十三旅早已残破不全，数千战士长眠在中原大地。

他曾感慨，从抗战初期在中原带着一个支队起步，到发展成一个团，再到组建成十三旅，部队一步一步壮大。可就在这场突围中，这些在抗日烽火中磨练出的战士，被迫用自己的生命给大部队打出一条路。这种代价，搁到谁身上，都是压在心里的重石。

在与军区彻底失去联络之后，局势已经非常明朗：掩护任务完成，部队再无法组织成建制，只能采取小分队甚至个人为单位突围生存。周志坚身边，最后只剩下几名随员。他们脱下军装，化装成平民，悄悄离开战场。几个人在隐蔽处交流对策，最后商量出的方案，是沿江而下，设法进入武汉，找到当地的八路军办事机构，再看下一步安排。

那是一场没有地图、没有明确路线的“二次突围”。

二

1946年8月底，几经辗转，周志坚终于到了武汉。他身患风尘之苦，身边只有警卫员罗少华，身上带着的唯一“证件”，是多年来在中原战场上留下的伤疤和名号。通过秘密关系，他找到了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的负责人之一邝林。

邝林见到他，既惊讶又欣慰，第一句话就提到：“李先念同志已经电请董必武同志在武汉周围寻找你，并收容突围失散人员。”这说明，在当时混乱的形势下，高层并没有把失联的干部视作“自然损失”，相反，仍通过多种渠道设法搜寻，这一点常常被后人忽略。

虽然中原根据地已在国民党军的集中打击下被大范围占领，但在武汉、汉口一线，国共双方代表仍在名义上维持着停战谈判的框架。表面上仍有协议、会议，暗地里已经剑拔弩张。周志坚考虑到汉口局势复杂，自身身份敏感，不适合久留，便请邝林帮助开具通行证，准备前往南京，直接找董必武汇报情况。

这段旅程并不轻松。从武汉到南京，沿途既有敌军的检查站，也有地方保甲制度下的密报网络。一路上，他与警卫员罗少华只能尽量降低存在感，借助合法身份掩护，谨慎前行。直到1946年9月，二人才终于抵达南京，叩响了梅园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团驻地的大门。

进门之后，他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董必武。多年征战见多了生死，但那一刻，情绪仍难以自控。董必武迎上来一句：“人总算到了。”一句简单的话，背后是对中原突围中牺牲与失散人员的惦念，这也让周志坚在当场流下了眼泪。

在南京停留的一段时间里，他对全国形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中原突围已经过去三个月，蒋介石当局在完成一系列部署后，内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大，东北、华北、华东多线燃起战火，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表面的和平气氛之下，实际上已经很难维持谈判的任何实际意义。

此时，中共代表团已决定分批撤回延安。董必武等人根据中央指示，筹划代表团成员、相关工作人员和重要联络干部的撤离。周志坚自然而然被安排在这批人之中，他也意识到，只有回到延安，才有可能重新找到组织关系，明确自己的职责去向。

不久之后，飞机从南京起飞，飞往陕北。在延安机场落地后，相关人员把他安排到军委招待所暂住，等待上级部门的进一步通知。大约过了不久，中组部的同志专程来到招待所，简明地转达了一句：彭德怀副总司令要见他。

这一次会面，对他后来的人生去向影响极大。他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突围出去的原部队情况如何，二是今后自己到哪里工作，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原那一片熟悉的战场。

彭德怀在谈话中，先把中原突围后各路部队的情况向他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约一万五千人，在经过艰难机动后，于1946年7月下旬进入陕南，与当地原有游击力量会合，在秦岭以东、伏牛山以西、陇海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8月初，又正式成立了豫陕鄂军区，继续坚持中原一线的斗争。

另一支队伍，则由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和第十五旅约一万余人，突围后以武当山为中心，创建武当山游击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牵制了大量敌军兵力。

按照中原方面最初的设想，如果条件允许，周志坚应回到李先念、王树声一线，继续在中原地区作战。李先念曾专门点名，希望他去陕南工作，从熟悉的部队、熟悉的地形出发，继续带兵打仗。然而，彭德怀在交谈中给出了另一层考虑。他坦率指出，陕南地区虽然重要，但并非敌军大规模进攻的重点方向，那里的战斗节奏相对缓一些。

对一名习惯了正面作战、希望在主战场施展才能的军人来说，这样的形势让人犹豫。周志坚一度考虑回原部队，但得知华东战场已经成为敌人进攻主轴后，他的想法开始转向华东。他认为，既然已经离开中原，倒不如去火力更密集的战场，到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一线，在最紧要的地方出力。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又专门去找了朱德，说明自己的经历与打算。朱德了解情况后，对他到华东工作表示赞同。那时，华东解放区确实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津浦、陇海一线战事频繁，对有经验的指挥员需求极大。

在延安期间，他除了多次同彭德怀、朱德交谈外，还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庆祝中原军区胜利突围的晚宴。这次晚宴有一个独特含义：即使付出了惊人的伤亡，中原突围依旧被视作战略上的成功，为解放战争的总体部署赢得了空间。周志坚作为突围干部的代表之一参加，饭后还看了场京戏，短暂从前线的阴霾中抽身。

不久之后，他接到命令，赴山东报到。那个年代，从陕北到山东路途遥远、交通条件有限，他在途中辗转一个多月才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临沂。

三

到了临沂，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亲自接待了他。新四军与中原部队在多次战役中有过配合，彼此并不陌生。根据当时的初步安排，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个安排，从职务上看不低，既有指挥权，也接触到全局筹划。张云逸在交谈中把胶东战场的大致情况向他作了介绍，包括部队分布、敌军动向以及华东战局的整体节奏。听完这些介绍，他心里清楚，这是一副不轻的担子。

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短板。他出身中原，一直在那片土地上作战，对当地的地形、部队习性、干部特点都极为熟悉。但对胶东的部队，他并不了解，语言习惯、基层指挥员风格、地方党组织情况都要从头摸起。再加上自己文化基础不算扎实，要直接承担军区层面的全面指挥与参谋工作，他心里多少有些顾虑。

思考之后，他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暂时不要安排过高层级的职务，愿意从一支新部队干起，边打边熟悉胶东情况。这个想法，与其说是“客气”，不如说是对自己和对战场的负责。

据他后来在《峥嵘岁月》中回忆，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舒同在听取他的意见后，原则上同意他的考虑，对岗位作了调整。于是，他从原定的“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变为胶东军区前线指挥部参谋长，从总体指挥层退半步，直接把精力投入具体筹划与部队建设上。

此时的胶东军区，正处在一个颇为微妙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为适应东北战局的需要，大量精锐部队从胶东调往东北。五师、六师的主力，以及三千多名干部远赴关外，支援新战场。这既是对东北战略的支持，也是对胶东留下的空缺。

根据1945年9月至11月间的资料记载，胶东军区调往东北的部队中，第五师、第六师是主力部分。许世友为了能留下一些骨干，想方设法保留了聂凤智和原第五师十三团。据说那时他让聂凤智“装病”，借此留下关键干部和有战斗力的老部队。这种看似戏剧化的细节，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干部调动的紧迫，另一方面也说明老司令员极为看重胶东本地部队的战斗传统。

一、三次重建的第五师

胶东军区第一次组建第五师，是在抗战期间，主力后来大多调往东北。第二次重建，则是以原第五师十三团为核心。例如，至1947年初，胶东军区部队抽调组成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五师转编为九纵二十七师，由聂凤智担任师长。这支部队后来在济南、淮海等战役中战绩显著。

紧接着，在九纵组建完毕不久，胶东军区又因战局需要，决定重建五师、六师的主力编制，也就是第三次重建。此时周志坚已抵达胶东，组织上便作出新的安排：由他与南海军分区政委廖海光共同组建新的第五师。起初，这支部队在建制上曾短暂使用“六师”的番号，不久又恢复为第五师，形成后来为人熟知的建制。

第三次成立的第五师，下辖三个团，主要由胶东军区特务团、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和东海军分区独立团改编而来。与中原那些久经浴血的劲旅相比，这些团多数缺乏参加大规模会战的经历，真正算得上“在大战中成长”的记录并不多。但从干部骨干来看，既有在抗战中积累经验的指挥员，也有新成长起来的地方武装干部，基础并不薄弱。

周志坚、廖海光这两位“搭档”，一个是从中原杀出来的老兵，一个是扎根胶东多年的政工干部，性格和经历各有侧重。周志坚擅长实战指挥，对运动战、野战作战颇有心得；廖海光熟悉地方情况，对政治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极为重视。两人配合，目标很明确：把这支临时拼合的部队，打造成一支能打硬仗的主力师。

说到底，这次重建第五师的背景，并不是“多一个番号”的简单事，而是为后续更大规模的编制调整做铺垫。华东战场需要更多成熟的野战部队，而胶东地区经过多年战争，有一定兵员基础和干部储备，只要有合适的指挥团队和训练方向，一支新师在短时间内成形，并非空谈。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周志坚，在正式文电中实际上以“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身份主持第五师的重建工作。但战时文件数量巨大，加上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训练与作战准备上，自身对这个兼任头衔并不上心。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副司令员”的名义才在他记忆之外静静躺了四十年。

二、从胶东五师到华野十三纵

1947年秋，随着战局进一步升级，华东野战军对部队进行新一轮整编。叶飞、粟裕等人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部署，将胶东军区主力编成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原第五师为基础力量之一，干部和战斗骨干大量转入十三纵。

在新的编制中，周志坚担任十三纵司令员，廖海光任政委，原第五师所属团与其他部队一道，组成十三纵下属各师、团建制。这支纵队成立时间不算早，与一些老牌纵队相比资历稍浅，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作战中，它逐渐成长为一支战术素质较高、攻坚能力强的主力部队。

十三纵的战斗足迹，遍布鲁中、鲁南、胶东一带。小到阻击战、大到城市攻坚战，这支部队都被安排参与。由于军史资料中关于各次战斗细节已有较多记载，很多老兵回忆十三纵的特点时，往往用一句话概括：来得晚，打得却不轻。部队建成不久就被投入一线，几乎没有太多“熟悉环境”的缓冲期，只能在实战中边打边学。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主力对济南发起总攻。十三纵与同样出身胶东的第九纵队并肩作战，承担了部分外围阻击与城市攻坚任务。战役结束后，统计显示，十三纵在战斗中共毙伤敌军五千余人，俘虏一万零三百余人。其下属三十七师一〇九团在攻坚作战中表现突出，被授予“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这是在华东战场颇有分量的一块锦旗。

有意思的细节在于，虽然俘虏了大量守军，十三纵却并没有直接俘获济南绥靖公署主任王耀武本人。但在战役中，十三纵缴获了王耀武的贴身配枪。这把手枪是王耀武早年赴美国西点军校学习时，由一位美国将军赠送的“马牌”手枪，银色枪把、做工精致，与普通制式手枪截然不同。

周志坚拿到这把枪之后，一度非常喜爱，时常带在身边使用。对许多经历长期行军作战的指挥员来说，一把顺手的配枪既是武器，也是某种象征。后来，军事博物馆征集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文物，他主动将这支手枪上交。这样一件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战利品，最终沉淀为军事史料的一部分，也算是对那一段岁月的一种纪念方式。

随着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十三纵继续参加淮海等大型战役，对敌军整建制部队的歼灭起到重要作用。1949年2月，按照中央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编入野战军集团序列，成为后续渡江作战和解放华东南方地区的重要力量之一。

从胶东五师到华野十三纵，再到三十一军，番号不断变动，干部和士兵的组成也在战争中不断调整，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这支部队的核心骨干大多出身胶东和中原地区，既有北方农民子弟的朴实，也有长期游击战争锤炼出来的韧劲。

三、被忽略的“副司令员”头衔

如果只从建制上看，周志坚的职务变动路径非常清晰：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到华东战场后任胶东第五师师长，随后升任十三纵司令员，再到三十一军军长。可在1986年的那次研讨会上，一份静静躺在档案里的任命书，让这条路径多出了一环：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这份任命的时间，可以锁定在1946年底至1947年间第五师重建之时。当时，为了突出五师在胶东军区中的位置，上级在正式文件中采用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的职务表述，以便于在具体指挥体系中明确权责。这样的安排并不罕见，在战时不少重要师长，同时兼任军区或兵团层面的副职，既体现信任，也便于协调。

问题在于，在战火之中，头衔的“级别”远没有战斗任务来得重要。周志坚将全部精力投入训练、战斗、整编，在忙于调整兵员、研究战法、组织攻坚的过程中，很难有余暇去细细打量一纸任命书上的头衔。他天天挂在嘴边的，是“第五师”“十三纵”，而不是“副司令员”。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头衔在他的个人记忆里，几乎是空白。数十年后，当档案研究人员翻出当年的正式文件，向他当面确认“您当时兼任军区副司令员”时，他才露出有些意外的神色。有人开玩笑说：“首长，当年还是领导故意‘给您小小委屈’。”他却只摇头笑了一下，说了一句：“那时候，能把仗打好，比什么都要紧。”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颇具时代特征的观念。在那一代指挥员眼中，职位高低固然重要，但决定一生声誉的，并不是印在任命书上的字，而是打过哪些仗、带出了怎样的部队。对周志坚而言，中原突围中掩护主力所承受的损失，胶东五师从散乱到成军的艰难过程，十三纵在济南战役中付出的伤亡，这些记忆分量远远超过一个“副司令员”的头衔。

1986年那次胶东军事史研讨会，会上不仅回顾了胶东军区多次重建部队的历史，还梳理了前线指挥机构的变动情况。许多当事人已经年迈，有些细节遗忘在时间的尘埃里，有些却因为档案的整理重新浮现。周志坚在会上听着其他老同志发言，不时插入几句补充，有时也会停下来思考，仿佛在把眼前的讲稿与自己脑海中的旧画面一点点对照。

从1946年的中原突围，到1949年三十一军改番号为止，短短三年多时间，他从一个失散的纵队副司令员，变成一个军的主要领导。按理说，这样的经历足以让人对职务升迁记忆犹新。但在他那里，许多“官衔”只是跟着战局一起推移的附属物。直到老年，才在别人手里的纸张上，重新看见当年的“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多少带着一点戏剧意味。

回过头来看，这段看似“有些委屈”的职务安排，反而恰好折射出当时战争年代的一个常态：许多干部在不同战场之间快速流动，调任频繁，往往来不及做过渡。战后的军史整理、档案归档，才把这些原本埋在战火中的线索一点点梳理清楚。

周志坚的经历，只是其中一例。他从中原到延安，从延安到华东，再从胶东第五师走到华野十三纵、三十一军，这条路径背后，是解放战争中部队重新布局、大兵团作战全面展开的缩影。而那份迟到四十年的“副司令员任命”，则像一个不经意翻出的书签，让人重新意识到：在那段火线岁月里，许多看似微小的细节，其实都在静静记录着时代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