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老工人，只剩十七个

十月，厂子建起来了。

比预想的顺。地皮批得快，设备进得快，连水电那些杂七杂八的事，都没怎么卡。我心里犯嘀咕——以前办个事，求爷爷告奶奶，跑断腿磨破嘴，这回怎么跟开挂了似的？

没几天，就明白了。

那天下午，来了个人。穿着灰色中山装，脸黑黑的，眼睛不大，看人时笑眯眯的。一进门就握住我的手，说了半天话。

翻译在旁边说：“厂长，这位是道里来的，金同志。管外资企业的。”

我点点头，让座倒茶。

金同志坐下，东拉西扯聊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愣住了。

是一张清单。上面列着：电视机一台、冰箱一台、自行车一辆、手表两块、大米一百公斤、豆油五十公斤……

“厂长，”翻译说，“金同志说，厂子能开起来，多亏了道里帮忙。这些是道里需要的，你帮着解决一下。”

我攥着那张清单，攥得手心出汗。

这不是帮忙，这是要好处。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可那时候，是悄悄的，是试探的，是看你识相不识相的。现在呢？直接给你一张单子，明明白白写着要什么。像讨债的。

我抬起头，看着金同志。他还是笑眯眯的，可那笑，看着让人发冷。

“行。”我说，“我想办法。”

他满意地点点头，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走了。

他走后，我一个人坐在那儿，看着那张清单。

电视机、冰箱、自行车、手表、大米、豆油……

这些东西，在丹东不值多少钱。可运过来，要花钱，要找人，要打通关节。加起来，少说也得两三万。

这只是开始。

往后呢？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

我不知道。

可我知道，这回的朝鲜，和五年前不一样了。

五年前，那些人虽然穷，虽然苦，可还有一口气，还有一点骨气。你帮他们，他们记着，给你织袜子，给你送包子，给你鞠躬。

现在呢？

那些骨气呢？那些记恩的心呢？

我不知道。

十月下旬，设备全装好了。五十台缝纫机，整整齐齐摆着。电通了，灯亮了，车间亮堂堂的。

可我没招工。

小崔来问：“厂长，什么时候招人？外面好些人等着呢。”

我说：“不急。”

她看着我，有点不解，但没问。

我等什么？

等她们。

等那些老工人。

那些跟我干了五年的人，那些把包子带回家的人，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崔姑娘、金明子大娘、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却记得住脸的人。

她们在哪儿？她们还好吗？

我得找到她们。

十月二十号，我开始找人。

第一站，崔姑娘的村子。

小崔带我去的。还是那条山路，还是那些土坯房。可这回不一样——更破了，更旧了，更没人了。好多房子空着，门锁着，窗户用木板钉死了。

找到她家，门锁着。锁上落着厚厚的灰，像很久没人开过。

邻居是个老太太，佝偻着背，在门口晒干菜。我问她崔姑娘去哪儿了，她摇摇头，说了几句话。

小崔翻译：“她说，早走了。弟弟没了以后，她就走了。说是回南边老家，可老家在哪儿，没人知道。”

“她妈呢？”

“也走了。跟着一起走的。”

“什么时候走的？”

老太太想了想，说了个日子。是七月，厂子刚封那阵。

我站在那扇锁着的门前，站了很久。

门上还挂着那双袜子——灰色的，用线穿着，挂在门框上。雨打风吹，已经褪了色，脏了，可还在。

我伸手摘下来，攥在手里。

那双袜子，和抽屉里那双一模一样。

可织袜子的人，不在了。

第二站，金明子大娘家。

离得不远，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可到了才知道，房子也空了。

隔壁的人说，大娘的儿子矿上被裁以后，去南边打工了，大娘跟着一起走的。具体去哪儿，不知道。走的时候，把家里东西都卖了，连锅都卖了。

“她身体怎么样？”我问。

那人摇摇头：“不好。走的时候，是让人背着上的车。”

我站在那个空了的院子里，看着那间破败的土坯房。门开着，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风刮过来，卷起一地枯叶。

金明子大娘，那个第一次来厂里就握住我的手不放的人，那个冒着雨来看我、浑身湿透的人，那个走了几十里山路就为了看我一眼的人。

她走了。

带着病，走了。

第三站，那些老工人的家。

一个接一个找。有的房子空了，有的住了别人，有的锁着门，有的塌了。

找到第五个，终于找到一个还在的。

是个姓朴的阿姨，四十多岁，以前在后道剪线头，干得不快，但认真，从来不返工。她家在山脚下，三间土坯房，破破烂烂的，烟囱冒着烟。

我敲门。开门的是个十几岁的姑娘，瘦瘦的，怯怯地看着我。

“你妈呢？”

她回头喊了一声。朴阿姨从里屋出来，看见我，愣住了。

“厂长？”

她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头发白了一大半。走路一瘸一拐的，扶着墙才能站稳。

我走进屋，屋里黑漆漆的，一股霉味。一张炕，炕上躺着一个老人，盖着破棉被，咳嗽不止。墙角堆着几个土豆，一小袋玉米面，就是全部家当。

朴阿姨让我坐，可没地方坐。她就站着，握着我的手，眼泪一直流。

小崔在旁边翻译，声音颤颤的：“她说，厂子关了以后，她男人病了，干不了活。她出去找活干，可找不到。后来腿也坏了，走路都走不了。家里就靠闺女帮人洗衣服挣点钱，一个月挣不到十块。”

“那个老人是谁？”

“她婆婆。病了半年了，没钱去医院，就这么挺着。”

我看着那个躺在炕上的老人，看着她咳嗽时抖动的肩膀，看着墙角那点可怜的粮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朴阿姨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小崔翻译：“她说，厂长，你走了以后，我们都等着你。等着你回来。”

我眼眶发热。

“厂子开了，”我说，“你来不来？”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指了指自己的腿，意思是走不了。

“我让人来接你。”

她愣住了，然后哭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回厂里的车上，一句话都没说。

找了五天，找到十七个老工人。

十七个。原来一百多个，现在只剩十七个。

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走了。有的嫁人了。有的不知去向。

活着的这十七个，没有一个好好的。不是病了，就是残了，就是家里有人病了，就是穷得揭不开锅。

崔姑娘，找不到。

金明子大娘，找不到。

那些给我织袜子的人，那些把包子带回家的人，那些说“好人有好报”的人，大部分都找不到了。

只有这十七个。

十七个。

十一月，天冷了。

厂里终于招满了人。五十个，一半是老工人，一半是新招的。

朴阿姨来了。我让人用三轮车把她接来的，她坐在后斗里，裹着破棉被，一路颠到厂门口。下车的时候，她扶着车帮，站都站不稳。可脸上笑着，笑得跟孩子似的。

还有几个老工人，也是接来的。有的拄着拐，有的让人扶着，有的背着孩子——孩子没人带，只能带来。

她们站在车间里，看着那些崭新的缝纫机，看着那些亮堂堂的灯，看着那个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个空着的位置，那个崔姑娘的位置。

没人说话。

可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

在想那个人。

那个走了的人。

那个再也找不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