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宴请陈嘉庚，在饭桌上铺4张白纸，陈嘉庚十分愉快

1939年十二月，南洋的新加坡港口迎来罕见的清晨薄雾，66岁的陈嘉庚登上驶往越南海防的邮轮。他的腰伤还在隐隐作痛，却执意回国，“得亲眼看看战火里的故土”，这是他在甲板上对随行秘书唯一的交代。

邮轮抵海防，再转乘飞机进川。1940年3月26日一早，嘉陵江畔的珊瑚坝机场人声鼎沸，彩旗、鲜花、礼炮，八万元的巨额接待经费把蒋介石的排场映衬得分外扎眼。陈嘉庚礼貌地接受献花，却在心里暗自摇头：苦的是前线，热闹却在后方。

当晚的欢迎宴更令他不安。鲍翅、鱼翅、香槟不断，更有京剧助兴。若不是有人提醒，他几乎忘了外边正是长沙会战最激烈的时刻。宴毕回房，他只说一句：“以后费用自理。”考察团成员面面相觑，却迅速赞同。

几天的调研让他看清国民党的糜烂，也让探访延安的念头愈发坚定。蒋介石闻讯，苦劝说：“延安苦寒，何必自讨辛苦？”陈嘉庚只回四字：“非去不可。”无奈之下，国民党安排了三名随员“护送”。

5月30日，飞机在延安东郊落地，没有军乐，也没有红毯。迎上来的是周恩来、林伯渠和一群头扎白毛巾的陕北乡亲。有人递上两个热馍馍，陈嘉庚竟觉得这比山珍海味更可口。周恩来笑道：“热乎，先垫垫肚子。”这句家常话比所有官话都更暖心。

第二天午后，周恩来领他进了杨家岭窑洞。毛泽东身着洗得发白的旧布军装站起迎接，递过一支旱烟。“请坐，且谈。”两人从华侨处境聊到国际形势，足足两个时辰。陈嘉庚提醒他注意作息，毛泽东哈哈一笑：“革命不等人嘛。”

傍晚，院里简易圆桌支起晚宴。先是有人把四张半旧的大白纸摊在桌面，却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毛泽东干脆挥手：“纸太娇气，收了。”桌面露出粗糙木纹，碗碟直接摆上。菜色不过白菜炖豆腐、炒羊肉、土豆片，却香气诱人。陈嘉庚夹起一块土豆，忍不住感叹：“真味在淡。”毛泽东轻声接一句：“天下事，素心为上。”短短对答，桌旁众人会意地笑了。

用餐间，警卫员找不到位置，犹豫地站在一旁。毛泽东往里挪了挪，拍拍身旁长凳：“坐这儿。”这小小细节，让陈嘉庚彻底下定决心。席散时他握住毛泽东的手：“侨胞的钱，该往哪儿去，我心里有数了。”

凛冽的延安夜，陈嘉庚却夜不能寐。他同随员说：“延安穷，可穷得干净；那边富，却富得扎眼。”次日参观抗大、边区小学，看到战士们自己纺线做军装，孩子们在窑洞里念书，他一句“国家有望”脱口而出。

六月初，陈嘉庚离延安返渝。国民党仍欲设宴挽留，他婉拒，以考察尚未结束为由提前南下。返抵新加坡后，他在维多利亚剧院演讲，厅内人声鼎沸。“延安虽苦，但那里的将来值得押上全部身家。”掌声像海浪把他的话送出大门，滚到唐人街尽头。

1942年2月，日军炮火压境新加坡，陈嘉庚成了通缉要犯。华侨深夜用小艇送他辗转爪哇。他衣箱里只剩换洗衣物、一排公司账册，外加一只小瓷瓶，装着他预备殉难的氰化钾。所幸一路九死一生仍逃过追捕。

抗战胜利后，他再度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却婉拒了英国殖民政府的高位礼遇。重庆方面为他办庆祝大会，毛泽东远在延安捎来八个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回电自责：“庚避匿爪哇，愧未与国人共难。”

1949年6月4日，已是硝烟渐散的北平。陈嘉庚应中共中央之请，乘机抵达南苑机场。周恩来亲自迎接，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关心福建的解放进程。毛泽东告诉他，张鼎丞、叶飞即将入闽。“好，家乡有人管，我就放心。”老人脸上第一次露出孩童般的笑。

1950年，他搬回厦门集美，带回的只有几箱书和一张旧藤椅。橡胶王的亿万资产悉数捐作教育与基建。从厦门大学新校舍到南顺关帝庙修葺，再到集美鳌园扩建，账本上大笔划去的数字，换来了校园晨钟与图书纸香。

晚年的生活极简，每日两餐番薯粥、青菜豆干合计五角钱。有人劝他改善伙食，他摆摆手：“钱要花在学生身上。”黄炎培来访，看着斑驳的木桌感慨：“商而能仁，世间罕见。”

1961年8月12日，清晨六时许，北京医院传出噩耗。陈嘉庚留下三句话：魂归集美，台湾回归后告我，学校务必延续。灵柩南运，停厝厦门鳌园海边，高天流云，松涛为引。

此后数十年，集美学村书声不断，厦门大学声名日隆；南洋华社仍在校门匾额前献花。人们抬头仰望夜空，那颗1990年被命名为“陈嘉庚星”的小行星，在寂静的宇宙中闪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