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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宝拉·谢泼德

1963年，全球女性的总和生育率达到峰值，平均每名女性能在其一生中诞下5.3个孩子。此后，生孩子的热情持续走低。今时今日，这一数字仅为大约2.2。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已远低于维持人口规模所需的更替水平，即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

针对这一全球趋势，大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比如生孩子成本太高、女性忙于工作、社会提供的育儿支持不足等。当然，这些解释难免带有个人或政治的立场。

现阶段，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生育率为1.4～1.6，日本低至1.2，韩国的更是仅为0.75。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全球生育率下降的理解主要来自人口学家，他们从整体人口视角出发，试图预测未来。

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宝拉·谢泼德(Paula Sheppard)认为，人口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生育率下降的理解并尝试预测未来，但其视角立足于整体人口，而忽略了内部差异——社会中哪些群体的生育数量在减少？他们不愿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谢泼德的研究方法更着眼个体层面，旨在揭示男性与女性推迟组建家庭、即便生孩子也选择少生的真正原因。近期，谢泼德接受《新科学家》（

New Scientist

Q：眼下人们似乎对生育率问题感到十分恐慌。

A：

现在生育率问题的确令人担忧。韩国和日本的情况尤为严峻，放眼整个欧洲和北美，没一个国家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

但这里我也要指出一处误解。很多人觉得当前生育率已达历史最低位，可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二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二战后的生育率一度极为低迷，彼时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同样因此恐慌。

人口学家曾试图预测未来走势，谈论生育率会否回升；但身处1940年代末、战后悲观氛围之中的他们做出了悲观过头的预测，没人料想到婴儿潮几乎无缝衔接二战的结束。

Q：大家的担忧合理吗？

A：

我并不认同这样的担忧。全世界有近90亿人口，人类在短期内不会走向灭绝。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反问：“天呐，地球都人口过剩了，许多人还在挨饿，难道贫困与不平等才是更严峻的问题吗？”实际上年轻一代普遍怀有此类想法。当然，我也理解部分媒体对于制造出生率恐慌的热衷。

Q：大多数旨在调查生育率下降原因的研究，是不是都忽略了某些重要问题？

A：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人口层面的整体性分析与个体层面的现实观察截然不同。若只关注前者，只看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便无法了解各类不同人群的真实情况，因为不同群体乃至个体的生育行为差异很大。

举例来说，相对贫困人群生育子女的数量高于平均水平，特别富裕者的生育率也很高——但二者从根本上存在不同，此种微妙差别绝非国家层面的数据所能体现。

Q：您采用了一种独特方法，以更聚焦个体的视角分析家庭的生育计划。您具体是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

A：

我曾在英国主导开展一项混合方法研究项目。团队组织了焦点小组讨论，邀请人们畅谈生育问题，受邀者包括常在此类讨论中被忽视的男性；我非常希望聆听他们的想法。目前我们正计划将这种研究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团队梳理出人们在生育问题上最看重的几大因素，包括家庭支持、优质住房以及伴侣的育儿参与度和责任感等(这些都是大家能想到的方面)。

接着就是进行离散选择实验；这在同类工作中相当少见，可能我们是首次尝试者。离散选择实验被普遍地运用于卫生经济学和交通科学领域研究，调查诸如“人们为何选择坐公交或火车”“如何吸引更多护士前往农村地区工作”等问题。

而我们则以此探索“如何让人们更轻松地生育理想数量的孩子”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前提条件包括哪些”。

Q：你们是如何捕捉到过去常被忽略的细节的？

A：

由于实验在线进行，我们可以面向规模更大、更具代表性的各国受访者群体。

针对影响生育意愿的每一项因素，我们会做优先级排序，并进一步分析特定问题，比如：为拥有一位乐意分担育儿任务的伴侣或一套优质住房，你愿意多等多少个月再组建家庭？

Q：你们有何发现？

A：

结果符合预期，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偏好存有差异。

其中不同教育背景人士的观念差异格外明显。比如，无大学学位者非常关注住房，却不那么在意房贷问题。

男性和女性在很多问题上想法一致，不过前者会更看重社区质量：“除非我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否则就不打算再生孩子，这里都没绿地，学校也很差。”女性则表示：“我只希望有足够空间可供孩子们跑动，有个小花园更好，但我不想背负房贷。”

英国有“印花税假期”这类通过暂时减免印花税以鼓励购房的政策，但它只帮助了那些想要买房的人。对于一部分不愿背负债务的人而言，即便租房是大麻烦，即便买房有优惠，他们也会望贷却步。

Q：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有何不同？

A：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普遍希望孩子父亲能亲力亲为，与自己一同承担育儿任务。无大学学历的女性则不会谈论“要丈夫帮忙换尿布之类”的需求，而更看重稳定的伴侣关系。在我们的实验中，独自一人带娃的单亲妈妈面临最糟糕的育儿困局。

Q：我一直有个疑问：如今的女性是否根本不想生育数量多达更替水平的孩子，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对生育数量有更大掌控权？不过您的研究发现，女性原本想要的孩子数量，往往比实际生下的更多？

A：

社会里总有一部分人绝对不要孩子。但不生孩子并非当前大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意愿。实际上，很多人都乐于养育子女——如果可以，不妨生两三个孩子。不过在英国，经常出现“本想生3个实际却只有3个”的情况。

高学历女性往往不会轻易选择生育，除非她们确定孩子父亲会和自己一样，尽心尽力投入育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关键在于职场女性需为育儿付出更大代价。她们会想：“这不只是休一年产假的问题。我会在职业发展上损失更多，所以必须等到事业真正稳定了再考虑要孩子。”

高学历男性的态度则是：“她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

Q：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最关心什么？

A：

他们很看重工作的“灵活性”，比如能否根据需要请假或是居家办公是否可行。因为灵活与否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他们能否亲自带娃。我认为，为男性提供更完善的育儿假非常重要，这不仅对孩子更好，可为女性减负，也有助于增进亲子关系。

Q：有句老话叫“养一孩长大，举一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城市化浪潮中，如今育儿工作似乎不再需要“一村”之力。

A：

人类的一大典型特征是，女性能同时抚养多个尚未独立的孩子。

黑猩猩作为与人类最亲近的灵长类，就做不到这点。黑猩猩母亲会等幼崽成长到不需要自己也能存活的阶段，才选择生下一胎——大概每七年一胎。人类女性则可以每两年就生一胎；即便母亲不幸离世，孩子也不会夭折，因为还有父亲、祖父母以及来自整个“村庄”的照料。

这种合作抚育模式从根本上造就了人类。在我所研究的每一个群体里，女性都展现出对伴侣或父母提供育儿支持的渴望；其中高学历女性还很向往朋友的支持，想着能不能加入妈妈互助小组，甚至希望身边朋友也在带娃。

Q：很多人说，生育率下降是因为生活成本太高，住房和育儿的费用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在您的研究中，经济因素有多重要？

A：

已有的生活成本和未来的育儿相关开销，是大多数人在生育前都会认真考虑的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及伴侣、亲属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支持。

这其实合乎情理：可靠的支持体系可显著降低育儿成本。例如，若祖父母每周帮忙照看孩子一两天，这就省下了相当大一笔开支。

Q：您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女性认为在30岁之前生孩子已非寻常事。从人类学角度看，30岁算是相当大的生育年龄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A：

我认为这种晚育现象的原因是“家庭难以做好生育的准备”。工作太忙，事务太多，计划太满，要在生孩子前把一切安排妥当，那可得准备好久！如果社会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兼顾育儿与工作，我相信大家都愿意更早生育。

Q：晚育会否导致人们生育的孩子数量，少于自己理想中的数量？

A：

的确。推迟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家庭实际生育的子女数量与其理想值存有差距。而且这种情况不局限于高学历，如今有大量女性选择在接近30岁的年纪生孩子。

Q：有这样一种说法：通过教育和普及避孕措施等方式降低生育率，要比提高生育率容易得多。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有真正提高了生育率的相关政策吗？

A：

法国的生育率算是偏低的，每名女性会生大约1.7个孩子；但这一数字在西欧和北欧国家里为最高。法国的相对生育热情归功于其相对完善的政策，包括高额补贴的保育服务和生育激励措施等。

北欧国家的育儿政策力求性别平等，可即便他们在政策上作出全球表率，其低迷的生育率也并未大幅回升。政策或能带来短期改变，但无力统一所有女性的意愿。

Q：关于生育率问题的报道、评论和观点各式各样，您最希望大家了解哪一点？

A：

我认为，工作、职场不应与生娃、养娃相互对立。二者可以兼容。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件事本就不互斥，女性既生儿育女，又兼顾工作。而如今我们身处的办公室是一个天然屏蔽“孩子”的场所。我们需要根本性地改变当下的文化。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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