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 年 2 月 23 日,《 European Heart Journal 》期刊发表了 2025 缺血性心脏病年度盘点,对 TOP10 研究逐一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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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93/eurheartj/ehag028
降低全球心血管风险
通过一级预防降低心血管风险时,量化风险因素的终身影响至关重要。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1]评估了五种典型风险因素对终身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包括50岁时的高血压、高血脂、体重、糖尿病和吸烟状况。
研究者汇总了来自39个国家2,078,948名参与者的个体层面数据,发现存在五种风险因素的个体中,女性和男性终身心血管疾病风险为24%(95%CI 21–30)和38%(95%CI 30–45)。与没有任何风险因素的参与者相比,拥有全部风险因素的女性无心血管疾病额外寿命减少13.3年(95%CI 11.2–15.7),男性减少10.6年(95%CI 9.2–12.9);预估的总寿命分别减少14.5年、11.8年。
不同风险因素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尤其是高血压,高血压是全球心血管疾病的首要贡献因素。控制高血压与获得最多的无心血管疾病额外寿命相关。
广泛的地区数据提高了结论的普适性,表明在中年关键十年期间控制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如高血压),可增加无心血管疾病的额外寿命。
30年心血管结局的影响因素
在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之外,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和脂蛋白(a)水平升高对5年和10年心血管风险也有显著预测作用,代表着可通过不同的药物干预进行的治疗路径。女性阻塞性冠心病的患病率低于男性,但长期随访显示,她们发生首次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风险与男性相同甚至更高,MACE包括心梗(MI)、卒中、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和心血管死亡。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2],纳入了1992-1995年“Women’s Health Study(女性健康研究)”的27,939名基线健康美国女性(平均年龄54.7岁),对hs-CRP、LDL-C和脂蛋白(a)水平进行的单次全面检测,在随后30年的随访中提供了强有力的心血管风险预测。
重要的是,每种生物标志物都为另外两种生物标志物提供了附加的、递进的信息,因此三者组合提供的长期风险预测幅度最大且区分度最好。经协变量调整后,相比三种标志物的最低五分位组,最高五分位组的主要终点MACE的HR分别为:hs-CRP 1.70(95%CI 1.52–1.90),LDL-C 1.36(95%CI 1.23–1.52),脂蛋白(a) 1.33(95%CI 1.21–1.47)。30年心血管风险随hs-CRP和LDL-C水平的五分位数增加而上升,脂蛋白(a)预测的风险主要在最高五分位数时增加。
这项强有力的长期数据表明,在初始健康的美国女性中,单次全面检测hs-CRP、LDL-C和脂蛋白(a)水平可以预测长期的新发心血管事件。这些数据凸显了心血管传统风险因素之外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可扩展治疗策略,以预防心血管事件。
改善STEMI患者PCI前的早期再灌注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治疗的首要目标是快速重建梗死相关动脉的血流,以减少梗死面积、心律失常和心衰。近期,两项重要的治疗策略被证明可改善STEMI患者在进行血管造影前的冠脉血流。
HELP-PCI试验[3]中,999名中国STEMI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在首次医疗接触时或到达导管室时静脉注射普通肝素(100 U/kg)。首次医疗接触组治疗时间显著更早(35分钟 vs. 71分钟),且首次医疗接触时进行治疗可以将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PCI)前梗死相关动脉再灌注相对改善34.1%(血流分级TIMI 3级:23.6% vs. 17.6%,95%CI 1.06–1.97; P=0.02),但并未对12个月MACE或大出血发生率产生影响。
先前研究表明,接受PPCI的患者早期静脉给予糖蛋白IIb/IIIa受体拮抗剂(GPIs)和肝素可增强早期再灌注,表现为术前TIMI 3级血流的改善。但PPCI的快速普及、强效P2Y12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以及关于GPI会显著增加大出血风险的认知等,使得GPI的使用意愿下降。现行指南仅在PCI期间发生血栓并发症或无复流时推荐GPI。
CELEBRATE试验[4]中,2467名STEMI患者在首次医疗接触(大部分在救护车上)时被随机分配接受皮下注射新型GPI药物zalunfiban或安慰剂。所有患者均接受院前普通肝素、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治疗。与安慰剂相比,zalunfiban可降低30天主要不良事件复合终点(定义为全因死亡、卒中、复发心梗、支架内血栓形成、心衰和更大范围心梗),并显著改善次要终点,即PCI前梗死相关动脉开通率(52% vs. 45%),同时仅增加轻微出血风险。
这些试验揭示了促进PPCI前早期再灌注的两种途径。这些策略能否改善临床结局(尤其是在转运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以及广泛应用所需的医疗系统支持,均有待进一步评估。
慢性冠脉综合征的抗血小板治疗
长期抗血小板治疗被推荐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通常使用阿司匹林。
一项对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的个体水平Meta分析[5],在慢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对比了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研究纳入28,982名患者,多数曾接受PCI或有心梗史,中位随访2.3年。结果显示:在降低缺血事件方面,氯吡格雷优于阿司匹林,且未增加出血风险。
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及评估全因死亡、癌症等非心血管事件的长期随访。
秋水仙碱用于二级预防的Meta分析
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二级预防中,秋水仙碱的治疗效果一直存在争议。
秋水仙碱心血管试验协作组早期进行了一项Meta分析,纳入9项RCTs(包括COLCOT试验和两项LoDoCo试验),包含14,949名有心梗或卒中病史的参与者,研究表明,秋水仙碱将MACE风险降低了27%(RR 0.73; 95%CI 0.65–0.81),但死亡率无显著变化。
近期报告了两项大规模RCTs:CLEAR试验,纳入7,062名心梗后患者;CHANCE3试验,纳入8,343名缺血性脑卒中后患者。两项试验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未能证实秋水仙碱在心血管死亡、心梗、卒中或非计划血运重建方面有明确获益。
为解决这些治疗不确定性,d'Entremont及其同事对9项RCT(共30,659名患者)进行了Meta分析[6],比较未用和使用秋水仙碱在ASCVD二级预防中的效果。
分析显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与未用秋水仙碱相比,使用秋水仙碱可将心血管死亡、心梗或卒中的复合终点相对风险降低12%(绝对风险降低0.88%),其中心梗相对风险降低16%,但心血管死亡或卒中未见显著降低。秋水仙碱与胃肠道事件住院相对风险增加35%相关,未发现其他安全性信号。
机制研究表明,秋水仙碱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降低IL-1和IL-6水平,并可能促进冠状动脉斑块稳定(在COLCOT试验中观察到)。
总结而言,考虑到多项RCTs未能得到秋水仙碱治疗获益的一致性证据,在ASCVD二级预防中使用秋水仙碱时,临床医生与患者之间应进行共同决策,以权衡其获益与风险。
急性心梗后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
指南推荐急性心梗后使用β-受体阻滞剂,尤其适用于心衰或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0%的患者。然而,β-受体阻滞剂对于无临床心衰或LVEF≥40%的患者是否能带来预后获益尚不明确。近期两项试验和两项患者个体水平的Meta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
REBOOT-CNIC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终点设盲的RCT[7]。该研究纳入了8438名无并发症的心梗患者(出院前LVEF≥40%),包括50.9% STEMI和49.1% 非STEMI患者。心梗后平均3.8±2.6天内,将患者随机分配至接受主治医生选择的β-受体阻滞剂组(85.9%使用比索洛尔)或无β-受体阻滞剂组。
该研究人群接受PCI的比例很高(92.1%),其中88.2%实现了完全血运重建。中位随访3.7年后,两组的主要复合终点(全因死亡、心梗复发或心衰住院)发生率相似(HR 1.04; 95%CI 0.89–1.22; P=0.63)。但数据显示LVEF 41%-49%的患者常规使用β-阻滞剂可能存在更大获益,女性和STEMI患者的结果则不太理想。
BETAMI-DANBLOCK研究[8]合并了挪威和丹麦的两项多中心试验结果,纳入5574名急性心梗且LVEF≥40%的患者,随机分配至接受β-受体阻滞剂(94.5%使用长效美托洛尔)或无β-阻滞剂治疗组。住院期间接受血运重建的比例为93.7%。β-受体阻滞剂组包括全因死亡和MACE的主要复合终点发生率更低:HR 0.85; 95%CI 0.75–0.98; P=0.03(MACE包括新发心梗、非计划冠脉血运重建、缺血性卒中、心衰或恶性室性心律失常),该降低主要由于新发心梗的减少。
一项患者个体水平的Meta分析[9]合并了REBOOT、BETAMI、DANBLOCK试验和开放标签随机试验REDUCE-AMI和CAPITAL-RCT的数据,纳入17,801名LVEF ≥50%的患者。中位随访3.6年后,β-受体阻滞剂组与无β-受体阻滞剂组在主要复合终点(全因死亡、心梗或心衰)上无差异(HR 0.97; 95%CI 0.87–1.07; P=0.54)。
另一项Meta分析[10],纳入了来自BETAMI、REBOOT、DANBLOCK和CAPITAL-RCT试验的1,885名患者。中位随访3.5年后,心梗后LVEF 41%–49%的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显示出主要复合终点(全因死亡、新发心梗或心衰)获益(HR 0.75; 95%CI 0.58–0.97; P=0.031)。两项Meta分析中β-阻滞剂治疗均未显示有害信号。
这些数据表明,LVEF≥50%心梗后患者常规使用β-受体阻滞剂并无预后获益,强调了接受综合治疗的患者个体化治疗决策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N Engl J Med. 2025;393:125–38. 10.1056/NEJMoa2415879
N Engl J Med. 2024;391:2087–97. 10.1056/NEJMoa2405182
Eur Heart J. 2025;46:3888–901. 10.1093/eurheartj/ehaf481
NEJM Evid. 2026;5:EVIDoa2500268. 10.1056/EVIDoa2500268
Lancet. 2025;406:1091–102. 10.1016/S0140-6736(25)01562-4
Eur Heart J. 2025;46:2564–75. 10.1093/eurheartj/ehaf210
N Engl J Med. 2025;393:1889–900. 10.1056/NEJMoa2504735
N Engl J Med. 2025;393:1901–11. 10.1056/NEJMoa2505985
N Engl J Med.2024;390:1372-81. 10.1056/NEJMoa2512686
Lancet. 2025;406:1128–37. 10.1016/S0140-6736(25)01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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