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凡：从媒体到企业，新闻仍然值得热爱 | 跨界融合

新闻从来不在远方。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时，所谓的“公共服务”，也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在日常中被不断实践的信念。

高启凡，现于新能源企业从事公共关系与政策分析工作。曾任人民网舆情分析师、新华日报社内参记者等职。

高启凡个人照片

从主流媒体舆情分析师到党报的舆论监督记者，高启凡的传媒之路可以用“根正苗红”来形容。从业6年之后，他辞去媒体工作，选择读研深造，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可能性。然而，他最终在毕业后选择彻底离开媒体行业。如今，他在一家新能源企业从事公共事务工作。

在访谈过程中，高启凡提到了十二次“运气”，并同样将自己职业路径归因于此，但这“运气”的背后，是从未停歇的观察、准备与校准：对环境的观察、对路径的调整。

这是一段关于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如何相互成就的故事，也是一个在跨界流动中，始终锚定价值坐标的样本。

“在‘工程师治国’的时代，学习理工科再从事公共服务是非常常见的选择，当年不少知名媒体的记者本科也是学习理工类专业。”作为一名本科就读于环境科学专业的学子，高启凡这么解释道。后来，随着中国各方面的转型，机构媒体的壁垒已经形成，“新闻可能无学，但想进入新闻单位，却必须出身‘名门正派’（即名校科班或相近专业）。”在这个情况下，当时还是新领域的“公共舆情”进入了他的视野里。

毕业后，恰逢杭州承办G20峰会，许多公司承接各种项目，大量招人。高启凡凭借这次机会，进入到一家IT公司从事舆论分析工作。此后，他陆续被借调到法院、政法委，工作经验逐渐积累。2018年，他进入人民网，成为一名舆情分析师。一步步来到了更高的平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当你发现你要突破的壁垒非常高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积蓄力量提升自己跨越壁垒，也可以选择迂回前进。尽管公众舆情与新闻并不一致，但至少已经同属于传媒的范畴。而从后来我的职业路径看，这个选择相当重要。”此后，他不断抓住机会，向新闻采编岗位靠近，最终于2019年入职新华日报。

“我很想分享一些经验，但我真正复盘自己的过往经历后，发现其实决定我道路的真正要素，是‘运气’。”

高启凡（右二）和其他媒体同行在南方周末的研讨会上

在高启凡看来，作为跨专业且无经验的求职者，无论是当时顺利进入传媒行业还是最终成为新闻记者，都和他所处时代的经济情况有关：当经济总体还在上行时，用人单位仍有需求，愿意放宽招录门槛，或者扩大招聘规模。但进入存量时代后，过往的经验恐怕再难适用。“与其将求职的归因偏差传递出去，不如坦然承认，在很多时候，机遇与方向会更重要。”

这并非故作姿态。风向的剧变与职业的颠簸，在他硕士毕业后以超乎预期的强度迎面撞来。

出于个人长远发展考虑，2022年，高启凡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辞职前往香港读研。读研之前，他的目标十分明确：获得学位，将其作为跳板，前往更专业的机构媒体。然而，在一次次的实习与求职期间，他发现，学历、资历与年龄形成了求职的结构性矛盾，而繁琐的入职流程与环节更让人匪夷所思：有些本该监督乱象的社会公器，自身竟然也是乱象的参与者。

高启凡注意到，近年来，不少求职者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遭遇。在通过笔面试后，部分媒体单位仍然有短则半月，长则半年的“试岗”阶段，用人单位以求职者在该阶段的表现作为决定“是否签署劳动合同”的依据。在此期间，劳动者处于无薪水、无合同的模糊地带，个人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高启凡向研究生同学分享媒体工作经验

尽管他曾预想过，成为一名好记者会遇到种种挑战，但当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不仅是无法成为一名好记者，甚至是可能要告别这个行业时，焦虑、惶恐与迷茫仍然如影随形。

追逐理想固然很重要，但承认自己的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同样重要。

从总台到财经媒体再到企业，持续半年的择业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传媒之外的新站位，高启凡自嘲道：“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传媒逃兵’。”

2023年，高启凡硕士毕业

即便是“逃兵”，如何维持“退而不溃”，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很早就意识到许多公共服务类职业，平台比个人更重要。但是真的跳出了这个系统后，很多认知都会让你错愕。”

作为需求端的企业方在招聘时，对记者过往身份的兴趣往往超过了简历上的一切，“你在原单位有没有编制”成为企业最好奇的问题，至于报道造成的反响，则是另一个维度的事情。“这对记者来说很残忍，相当于你原有的价值坐标被重构了。但你知道，你必须需要快速去适应这个体系。”

最后，他选择了新能源企业，从事公共事务与政策分析。

高启凡（右一）和同事在媒体营销会议

在新的行业与岗位上，务实与效率取代了应然与诘问。但是，新闻工作的烙印始终难以从他的身上褪色，他始终保持着观察与反思的习惯。

2025年8月，内蒙古某地遭遇强降水，一些村庄被积水淹没长达近60天。这样的气候灾害发生在传统认知上干旱的内蒙古，听起来有些超现实，却是极端气候影响社区生存的真切注脚。

事发后，高启凡所在的团队前往当地进行公益捐赠。他站在田埂上，眼前是被毁掉的庄稼，耳边是机器还在抽水的轰鸣。

在受灾现场，高启凡了解到，有些农户为了多一份收入，会冒险把耕地扩大，向防洪渠内延伸。“这实际上暴露了在极端气候冲击社区的背后，往往堆叠着日积月累的生计压力与抗风险能力的不平等问题。”

他亦由此反思过往工作中的不足：“我们过去的报道，是否真的贴近了人的真实处境？记者本人是否试图设想过，‘公众利益’落在土地上的样子？”在他看来，一些气候报道流于抽象的专业术语和数据的堆砌，却远离了具体人物的生活。这种叙事让气候行动与普通人的真实感受之间，产生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这种脱节同样体现在当地村民对清洁能源的怀疑中——不少人视之为“骗局”。高启凡理解，这种不信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过往的某些项目承诺未兑现、信息不透明或模式难以持续，可最终承受经济与气候代价的，仍然是这些普通人。

如何重建信任？他认为，信任修复其实与韧性社区的塑造是一体两面。除了看见问题，更要帮助身边可开始的改变，探索出真正适合本地、可持续的行动路径，将气候行动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也是在与社区共同塑造一种可持续的未来。

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高启凡逐渐在传媒以外找到了另一重坐标，在企业与社区的交汇处，为“服务公众”这一命题写下更为具体的注解。

作为深度营第十期的学长，当被问及为什么在读研期间选择加入深度营时，高启凡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新闻是个非常值得热爱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依然是这么认为的。”

在企业负责公共事务的这一年多以来，他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接触“公共”，也从一种新的视角思考何为真正的公共利益——它并非只存在于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只要能让他人的生活因此有所改善，那便是一种切实的公共价值，这也正是他当初进入媒体行业的初衷。

这样的理解，也让“新闻理想”这一话题重新变得具体起来。对许多新闻学子而言，它带来一个更为直接的思考：你到底是真正愿意为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仅仅被自己的道德感所打动？高启凡认为，很多时候，我们被许多优秀的稿件激发了内心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但却分不清这种理想源于某种“自我感动”的情绪还是推动问题发展的愿景。

主流媒体的光环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忽略传媒行业的真实生态。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新闻工作”不再是心中想象的模样时，学生的新闻理想应该如何安放？

高启凡给出了他的答案：“新闻理想应该建立在对行业生态清醒的认知之上。首先，必须拷问自己的初心；其次是询问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最后，更需要思考的，是自己能否接受新闻行业的日常状态。把这些想清楚，才算真正理解了新闻理想的重量。”

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公共利益的实现也并不局限于新闻这一条路。如果不在媒体系统之中，这种服务公共利益的信念是否还有生根的土壤？

有时候，答案比我们想象得更具体。高启凡认为，真正能为公众利益做实事的途径，其实非常多——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你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服务着所处的社区。

“比如打网约车的时候，可以和司机聊一聊：他们怎么看社保新规？亲属有没有人开厂，或者在厂里工作？他们的老板又是怎么应对社保新规的？聊着聊着，可能一个选题就已经出来了。”这些很琐碎细节的生活段落，其实都是新闻的引子。许多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从一个极小的切口中生长出来。它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藏在每一个与他人相遇的瞬间里。

新闻从来不在远方。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所谓的“公共服务”，也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在日常中被不断实践的信念。

Q：我们大部分同学最后可能都会偏向于从事媒体行业或者进企业，所以想问一下你当时是如何进入到现在这个行业的？

A：以我自己的求职经历为例，我总结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进入到越知名的平台，未来的路就会走得越宽。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尽量去一些知名的媒体或互联网公司实习，尽量把自己的简历“闭合”起来。

同时，我也鼓励各位同学发散自己的路径。其实除了互联网企业，还有很多科技型巨头或能源巨头，这些行业也很有意思。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多端，大家也可以去投一投跟供应链有关的企业，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不管你以后是要加入这些行业，还是做新闻，这些经历都会成为你很好的抓手。

Q：如何像你刚刚说的，让简历“闭合”，把自己往现在求职的岗位上靠？

A：在简历方面，如果想从媒体转向企业，通常走新媒体方向的同学会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会涉及到获客转换和流量变现，关键在于呈现形式上的“数据化”。比如你通过什么方式，或者在某个节点上抓住了什么热点，你的账号在某一天或一段周期内粉丝从多少增加到多少，某篇文章的点击量达到多少。将数据化的成果以标准化的形式呈现，更容易打动企业。

Q：你刚刚提到要发散职业路径，但现在求职过程中反而会要求实习经历的垂直化，那这两者应该如何平衡呢？

A：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但我个人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就像前几年的房地产投资一样，当所有人都在涌向同一个赛道时，跟着一起“卷”是得不偿失的，很可能会面临“哀鸿遍野”的局面。我认为应该更广泛地接触社会。虽然互联网很了不起，但它毕竟只是产业链上的一环。

我认为可以通过更多途径了解不同行业。比如每年各地的市委书记都会请企业家开早餐会，你留意一下参会的企业就会发现，通常这些企业是在本市、本省、本区域里受到重点关注的，而且它们往往会直接影响这个城市的KPI考核，比如杭州“六小龙”。如果你将来想要在当地发展，这些企业很可能会成为你求职的方向，至少在当地它们一定会特别受到重视。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企业可以让你接触到更广泛的视角，也能消除很多偏见。

Q：您刚刚说到，当所有人都涌向一个赛道时，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拓展经历。那您当时是怎么选择自己的赛道的？

A：我一开始也锚定了国家战略支持的几个领域：人工智能、新能源，还有生物医药。生物医药的门槛太高，我就先排除掉，选择猛攻人工智能这一块。

原本我自己倾向于合规这方面，但到我毕业时，中美两国都比较倾向于放松监管，因此我期望的求职领域中，招聘需求量很少。我就退而求其次，看新能源、先进制造这块有没有机会。当时还有一些机会，就这样进入了这个行业。

Q：您在转行的过程中，有发现什么共通的职业技能吗？

A：严格来说，工作技能本身未必相同，但职业的内核是一致的。新闻的本质是一种沟通、传播与表达，核心任务是“把事情讲清楚”。在企业里，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你如何在沟通过程中把需求和要素讲清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事之间借数据线，A问:“你有USB线吗”，B说：没有。但A很不解，明明B的桌子上就有一根。但在B的眼中，他的数据线是typc-C接口，不是USB接口。如果你不表达清楚，对方很可能会理解错误。这其实就是沟通中模糊表达导致的误差。

在企业里，沟通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人际关系上，你既要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也要学会“向上管理”，懂得与领导保持步调一致。媒体的领导和企业的领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企业里的冲突会更直接。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学会与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很多人可能看起来不太友善，但提前接触、适应这种环境会对未来很有帮助。

除此之外，新闻和企业都讲求“结果导向”。在调查报道里，你的稿件要有“威力”，得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推动事情进展。同样，在企业工作也是如此，过程再复杂，最后都要落实到结果。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过一个帖子，大概是一个记者的条口被另一个记者撞了，犯了行内的潜规则，原本负责这个条口的记者因此很不爽，底下有人说那位记者“登味太重”，实际上对用工方来说，他们不会改变这种规则，因此员工只能通过自身努力来提升自己。只要你还在这里工作，就必须立足于本单位的生态去提升自己。不论是媒体、还是企业，都讲求这种受众思维与结果导向。系统有系统的逻辑，如果硬要对抗，最后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

系列统筹 | 管佳颖 李思敏

作者 | 何恩希 易予婷

编辑 | 易悠扬

值班编辑 | 钟诗艺

编委 | 潘奕忻

运营总监 | 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