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部曾有个约3000平方公里的湖泊，若按今排名，可居全国第二

1954年7月，汝河决口，暴雨整整下了三天。抢险指挥部里，翻着泛黄档案的技术员忽然冒出一句：“要是鸿隙陂还在，咱们哪用这么忙活。”这句话把众人听得一愣，也把一条几近被遗忘的水利脉络重新拉回到视野。顺着这根线索，便能读到一部跨越两千年的治水史，也能窥见中原腹地曾经的“千顷碧波”。

把时间拨回到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黄河频频决口，朝廷在全国挑选治水能手，时年四十出头的汝南太守郑当时就在这股浪潮里露面。驻马店、信阳交界地带原本是浅洼、散塘、曲水，汛期洪峰来得快，退得也快，留下满地淤泥，民不聊生。郑当时的思路并不复杂：把散落的二百多处陂塘串成一体，让洪水有个“缓冲池”，旱季又能把蓄水输向农田。他量地形、踩水口，画出一条弧形主坝，再辅以小支坝，环长约四百里。工程断断续续干了八年，鸿隙陂由此成形。

古人讲面积多用“方圆”而非平方。四百里周长换算大约两百公里，如果按圆形估算，半径三十二公里，面积三千二百余平方公里；若按方形，面积也在两千五百平方公里上下。这一带山口窄、平畴广，蓄水之后波平如镜，“汝南鱼米”四字真正落到粮仓里。据《后汉书》记载，丰年时稻谷价低到“石不过数钱”，连北方灾民也大批南下“就食汝南”。

好景并非长久。汉武帝末年对外用兵，国库空虚，堤障维修经费被层层削减。及至汉成帝，翟方进以丞相之尊上奏：“毁陂放水，可得良田，可免河患。”朝廷图省事，一纸诏令，几十年的治水成果瞬间成空。堤破水尽，原本水稻区改种豆麦，产量锐减。百姓苦不堪言，王莽新政又连年徭役，大旱随之而来，“望陂兴叹”成了汝南的日常画面。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东汉稳定初期。邓晨接掌汝南太守，他与光武帝刘秀是发小，深知恢复生产的重要性。邓晨启用许扬审视遗址，决定重建，比旧陂更高、更厚。许扬“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渠系更细，闸门更多。重修后的鸿隙陂不仅灌田数千顷，还发挥航运功能，小船满载稻米、湖盐、竹木，经沙颍河穿行淮北。那几年，“汝南富甲一州”绝非夸饰。

然而，自然与人都在改写水土。淮河上游泥沙沉积加速，鸿隙陂水面逐年抬高；同时，岸线外移形成新淤田，民众趁机扒堤开垦。唐建中元年到元和初年，河流改道、陂体残缺，湖面支离。地方志记“元和元年，陂遂废”，此时距初建已经近千年。

到了宋代，原陂腹地已是一马平川。青苗贷、均田制打在这片土地上，却再无湛蓝湖光。明清两朝，官方修志时仍能勾勒鸿隙陂大致范围：北到上蔡，南抵息县，东西横跨百里。只是描述愈发简短，仿佛留给后人的只剩传说。

有意思的是，民国十九年水利学会调研华北平原时，曾出一份《汝南旧河湖考》，里头估算过陂区余脉，还标注了五十余条老河道。研究者发现，当地地下水位与外界相比偏高，推论下层仍有残存湖相沉积。这些佐证为现代考古、地质勘探提供思路——大型湖泊并非像文字里那样凭空消失，它不过换了形态，潜伏于地下。

再把眼光拉回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代修建宿鸭湖、南湾水库时，工程师们利用古陂故道，省了不少勘测功夫。宿鸭湖总蓄水面积二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只是鸿隙陂的一个零头，却已足以调蓄淮河上游。换言之，前人精神依旧在发挥余热。

试想一下，如果那片三千平方公里的水面一直延续，今天的河南南部景观会是怎样？或许信阳毛尖要改名“汝南湖茶”，驻马店的鸭蛋会打上“湖鲜”标签。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泥沙淤积与人为取土共同推进了结局，留给后人更多是思考：治水与用水，始终该走在同一条逻辑线上。

现在站在洪汝河畔，偶尔还能看到连片湿地、迷你湖洼，与古籍里“陂”字意象隔着千年互相呼应。水利档案室的那句感叹，听来既像疑问又像答案——在天人互动这盘大棋里，没有哪条河、哪座湖可永久独行，也没有哪段工程能脱离时代。鸿隙陂终结于唐，但它留给后世的启示并未结束，这或许才是它最深层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