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也没想到，当年留给前夫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如今成了她的骄傲

1995年，“铁榔头”郎平临危受命，在万众期待的掌声中回归祖国执教。

可在鲜花与欢呼的背后，却鲜有人知道，郎平牺牲的是对三岁女儿的贴身陪伴。

十年间，母女二人相隔重重大洋，无数次经历分别之痛。

在长期分离与文化差异下，这对母女的关系曾一度疏远。

然而谁又能想到，时过境迁，当年忍痛留在美国的女儿，最终却以自己的方式与母亲共情和解，并成长为郎平生命中最独特的一份骄傲。

（郎平一家）

跨越太平洋的亲情

郎平与女儿白浪之间的故事，始于1992年。

那一年，白浪在美国出生。

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本应是小家庭迈入下一阶段幸福的开始。

可工作上的忙碌，让郎平根本无法抽出精力放到家庭和女儿身上。

（白浪和父亲）

白浪三岁那年，因为聚少离多，郎平与丈夫白帆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郎平本想亲自照料女儿，可在她婚姻生活破裂的这一年，恰恰中国女排也陷入了历史性低谷。

国家体委发出紧急召唤，希望郎平回国执教。

一边是从小缺乏陪伴的女儿，一边是祖国的排球事业，面对这个难题，郎平经历了巨大的内心挣扎。

最终，振兴中国排球的责任感压倒了一切。

她对友人说：“我是中国培养的运动员，当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这个选择，成就了郎平日后的传奇，但也让郎平与女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异地”生活。

分离的代价是令人心酸的。

郎平每年只有利用联赛间歇期的四个月，能飞赴美国陪伴女儿。

每次到了分别的时候，女儿在机场声嘶力竭的哭声，都会让郎平心碎。

回到国内，母女二人只能通过通讯联系。

90年代昂贵的越洋电话账单，甚至一度超过她在国家队的月薪。

郎平在自传中写道：“有时候电话通了，孩子却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好。那种感觉，真是挖心掏肺。”

相隔一座太平洋，母爱在距离的稀释下，变得抽象而无力。

可令郎平更加难受的是，不同文化环境带来的母女隔阂。

白浪在美国加州阳光下的中产社区长大，英语是她的母语，思维方式、价值观完全西化。

而郎平的形象，对年幼的白浪而言，更像是新闻里的一个符号，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陌生人。

进入青春期后，这种隔阂演变为激烈的冲突。

郎平结束海外执教回到美国，希望弥补缺失的陪伴，却遭遇了女儿强烈的敌视。

白浪反感母亲查看她的书包，捍卫自己的隐私空间，母女俩曾因琐事陷入长时间的冷战。

白浪甚至在心理课作业中坦诚地写下：“我妈妈是女强人，但我不喜欢。”

这句话曾深深刺痛郎平，也让她意识到，仅仅物理距离的拉近，无法抚平母爱缺失对白浪心灵上的创伤。

于是，郎平开始放下身段，去了解女儿的世界。

她会驱车几百公里，陪她参观心仪的大学排球俱乐部，想方设法弄到NBA球星科比的签名球衣作为礼物，坐在观众席上，为女儿的高中比赛呐喊。

更重要的是，她开始调整自己事业的重心。

2005年，她接受了美国排协的邀请，执教美国国家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私人考量，就是能拥有更稳定的时间，离女儿的生活更近一些。

而或许郎平自己也不会想到，当初那个被她留在美国的可怜小丫头，十年时间已经悄然成长的出类拔萃。

从斯坦福球场到华尔街

白浪的成长轨迹，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父母的轨迹。

她继承了父母优越的身高与运动基因，进入中学后，迅速成为校队主力，并入选了美国少年女排。

2011年，白浪凭借出色的学业成绩和排球特长，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在斯坦福大学排球队，身披1号球衣的白浪司职主攻手，这是母亲当年叱咤风云的位置。

不过，郎平有着清醒的教育观，她从未将超越自己的压力强加给女儿，更没有将排球当作女儿的唯一出路。

她对白浪的要求始终是，学业第一，打球第二。

因为她深知职业体育的残酷性，更希望女儿拥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白浪完美地践行了母亲的期望。

在斯坦福的图书馆里，她常常苦读到深夜。

为了平衡训练与学业，她需要极致的时间管理能力。

她曾回忆：“备考期间，我几乎没有在凌晨一点前睡过觉。”

学业和运动的双重挑战，锻造了她非凡的韧性与效率。

大学毕业后，白浪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放弃成为职业排球运动员。

因为她理性评估了自己：我热爱排球，它给了我团队精神和纪律，但我清楚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

当需要把它作为毕生职业时，我必须诚实面对自己。

于是，这位NCAA的明星主攻手，转身步入了另一个顶级赛场——华尔街。

她先后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著名投资银行担任分析师。

这里工作的强度丝毫不亚于职业训练，每周工作超过90小时是常态。

然而，白浪展现了强大的适应与学习能力。

她在排球中学会的团队协作、在高压下保持专注、以及面对失败迅速调整的能力，在金融领域意外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这份成就，或许比复制母亲的冠军之路，更让郎平感到欣慰与安心。

扮演母亲

事业上的蒸蒸日上，母女关系的极大缓和，让郎平和白浪似乎都迈入了一段崭新的人生阶段。

而2019年一次特殊的邀约，则彻底升华了母女之间的情感纽带。

这一年，电影《夺冠》开拍在即，导演陈可辛为青年郎平的选角煞费苦心。

最后，他出人意料找到了白浪，认为她在外形、气质和与角色的天然联系上无人能及。

起初，这个提议遭到了母女俩一致拒绝。

白浪毫无表演经验，且身为投行分析师，请假极其困难，郎平也认为女儿不应涉足这个行业，更担心她无法承受压力。

然而，陈可辛的坚持和这个角色本身的吸引力，最终打动了白浪。

打动她的，或许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不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报道，而是通过亲身扮演，去了解母亲辉煌的过去。

这时候的白浪，已经彻底过了小时候哭着喊妈妈，以及年少叛逆的年代。

她渴望去了解母亲温情面貌下，燃情岁月的一面。

最终，白浪成为了“郎平”。

拍戏的挑战是巨大的。

首先是她需要从华尔街精英的形象，变身为1980年代清瘦、精干的中国女排运动员。

为此，她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减重30斤。

更大的挑战在于理解角色。

她翻出母亲珍藏的老照片、比赛录像，反复观看电影《沙鸥》，聆听母亲和阿姨们回忆当年的训练细节。

她试图捕捉那个时代运动员眼中，混合着纯粹理想与艰苦卓绝的眼神。

电影拍摄过程，更是一场艰苦挑战。

为了重现1981年世界杯中日决战的关键扣球镜头，一个动作反复拍摄了整整八天。

精疲力竭时，白浪在片场哭了，也彻底和母亲共情了。

自己演一个扣球就这么难，妈妈当年带着一身伤病，面对那么多强大的对手，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当电影拍摄到女排姑娘们首次夺冠的片段时，白浪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后来回忆：“那眼泪完全是真实的。

当我穿着那身衣服，站在那个赛场上，听到国歌，我突然就理解了妈妈和她那一代人的眼泪。

结语

白浪没有成为第二个“铁榔头”，但她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白浪。

斯坦福的毕业生，华尔街的精英，在大银幕上感动过千万观众的青年“郎平”。

郎平当年那个艰难的选择，曾给母女俩留下长久的亲情缺憾。

但白浪用自己的独立和成长，等来了母亲的弥补，并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她没有被母亲的光芒吞没，也没有因童年的疏离而彻底走向叛逆，而是母亲春风化雨的付出中，最终实现了母女俩的共情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