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江南烟雨蒙蒙。
二十五岁的新科进士方承谟,揣着朝庭的委任状,来到江宁府溧水县当知县。
十年寒窗,一朝为官,他心里装的,是书上说的清官、好官、为民做主的官。
可一进县衙,心就凉了半截。
师爷把官员名册递上来,薄薄一张纸,名字少得可怜。
全县十几万百姓,刑名、钱谷、治安、教化、河工、诉讼……所有事儿加一块儿,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他,方承谟,正七品知县。
一个是典史王勇,连品级都没有,只管捕盗、监狱、治安。
县丞,空着。
主簿,空着。
连个正经副手都没有。
方承谟当时就愣了:就俩人,怎么管一个县?
师爷只淡淡一笑:“老爷放心,衙门里有人。”
第二天一早,升堂点卯。
方承谟一抬头,倒吸一口凉气。
廊下、院里、堂前,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三百多号人。
这些人,没有品级,没有编制,没有朝廷发的俸禄。
可他们,才是这座县城真正的主人。
一类是六房书吏,吏、户、礼、兵、刑、工,二十多号人。
管文书、管账册、管律法、管流程。
世代在这儿当差,子承父业,比知县还懂县里的猫腻。
另一类是三班衙役,皂班、快班、壮班,再加仵作、狱卒、门子、轿夫、杂役,三百来人。
管站堂、管抓人、管催税、管吓人、管跑腿。
官,2 个人。
吏和役,300 多人。
这就是明清两代,最真实、最残酷的县政真相。
官是流水的,三年一换;
吏是铁打的,一辈子不走。
方承谟很快就领教到了厉害。
他是外来官,人生地不熟,田亩不知道、税则不清楚、案子不了解、人情不明白。
断案要靠刑房,收税要靠户房,抓人要靠快班。
吏役们表面恭恭敬敬,心里门儿清:
你一个外来官,离了我们,寸步难行。
有一回,百姓告乡绅霸占田产。
方承谟秉公断案,判令归还。
户房书吏只慢悠悠一句:“老爷,田册找不到了。”
一句话,知县大印,当场不好使。
他下令严禁衙役下乡勒索。
差役们当面磕头答应,转脸照样吃拿卡要。
百姓不敢告,告一次,被报复十次。
方承谟这才真正看懂:
官是朝廷的脸面,吏是地方的实权。
他见过太多当官的,栽在这小小县城里。
太刚的,不肯同流合污,被架空,政令不出大堂,三年考核不合格,卷铺盖滚蛋。
太软的,收一点“规矩钱”,马上被抓住把柄,身不由己,越陷越深。
太黑的,干脆一起贪,东窗事发,革职、抄家、流放,一辈子全毁。
方承谟谁都不学。
他只认准一条:一身干净,百毒不侵。
不赴宴、不收礼、不拿一分钱、不沾一点腥。
账目亲自算,案卷亲自看,案子亲自审,下乡亲自走。
典史王勇劝他:“老爷,不必这么苦自己,官场自古有规矩。”
方承谟只回了一句:
“我守的不是规矩,是我这条官命。”
他心里太明白了:
吏役没俸禄,靠陋规活着;
官员有前程,靠清白活着。
手一伸,这辈子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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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一晃而过。
方承谟在溧水,没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搞政绩,不树牌坊,不巴结上司,不勾结乡绅。
他就做了一件最简单,也最难的事——
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当官。
离任那天,没有万民伞,没有德政碑。
老百姓沿街摆着清水、明镜,安安静静送他离开。
吏部给他的评语只有八个字:
清慎勤谨,始终如一。
就凭这八个字,他后来一路升迁,知府、按察使,安安稳稳,平安落地,活到寿终。
而当年县衙里那三百多吏役呢?
勒索的、贪钱的、弄权的、害人的,
后来一个个被查、被抓、被流放。
能平平安安活到老、一身干净的,百中无一。
历史从来都很现实。
有权的,不一定稳;
干净的,才最长久。
在那个小小的溧水县,
官只有两个,吏役三百,
真正笑到最后的,
不是最会弄权的,不是最懂潜规则的,
而是最守底线的那一个。
方承谟用一生,证明了一句最简单的话:
不贪,就是最大的本事;
清白,就是最硬的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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