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蒙古考察日记中，都提到蒙古人性交随意，得病者极多！

你敢信吗？近百年前冯玉祥领着队伍横穿外蒙古大漠，见了当时蒙古地位最高的活佛，回去提笔在日记里写了句戳人的话，把这段藏在历史档案里的旧事摆到了明面上。不光活佛得了梅毒烂了鼻子，当

翻遍当年各种考察笔记和官方档案，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个人卫生习惯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体系彻底垮掉了。而垮掉的源头，恰恰是当时蒙古人最信奉最看重的那套规矩。

时草原上17到25岁的年轻人，十个里有八1929年的《边政月刊》记载过一件怪事，蒙古一个旗里面，三分之一的青壮年男孩都跑去庙里当喇嘛了。到了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情况更夸张。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9年路过的时候说过，整个城内外一半的人口都是僧侣。

个半都染了性病。这事儿真的是大家想的一般的男人不种地不放牧，也不娶媳妇生娃，全都住在庙里，这对整个族群来说根本就是晴天霹雳。适龄结婚的男女比例直接乱了套，姑娘们等着嫁人，可合适的小伙子一下少了一半，根本不够分。

“落后愚昧”这么简单吗

冯玉祥当年就亲眼见过这种怪象，七八个蒙古男子只有一个妻子，反过来一个蒙古女子也会有好多个临时伴侣。这种混乱的关系，直接给性病铺了一条快速传播的绿色通道。

更坑的是，当了喇嘛也不代表真的断了凡心。早在1844年，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蒙古传教，就撞见了不少破戒的年轻喇嘛。他在自己的游记里直言不讳，庙里的年轻僧侣大多不守清规，经常私下和当地女子往来，行为十分放浪。

这下直接形成了一个逃不出去的死循环，俗世本身男女关系就乱，加上这些不守规矩的喇嘛来回走动，整个草原的男男女女相当于被织进了一张大网。只要有一个人带了病毒，直接就能传遍整个草原，根本做不到隔离。那个吓死人的85%感染率，就是这么来的。

真染上病了总该治吧？换做正常人肯定找医生吃药打针，可当时的蒙古，治病这事反倒成了催命符。1933年民国卫生部门的防疫人员背着药箱，带着当时最好的西药针管跑到蒙古，根本没人愿意搭理他们。

当地人都觉得，喇嘛才是通神的活神仙，也是唯一靠谱的医生。找外人往身上扎针，那就是背叛信仰，是大逆不道的事。这种想法本来是用来凝聚族群的，遇上传染病，直接成了送命的枷锁。

喇嘛治病也就两招，第一招就是闹。古伯察亲眼在卓资喇嘛寺见过，一开始治病就全员吹海螺敲铃鼓，所有人拼了命弄出最大的噪音，说是要驱魔。可病毒哪听得懂什么神音，该怎么繁殖还是怎么繁殖，一点用都没有。

第二招更狠，直接给喝含剧毒的药。按照《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记载，当时藏医治梅毒最爱用水银，觉得能以毒攻毒杀掉病毒。水银确实能杀一部分病菌，可它本身就是剧毒重金属啊。很多人喝完，梅毒刚有点好转，直接就汞中毒，牙齿掉光，神经错乱，肾脏直接废掉。

寺庙本来是看病的地方，结果反倒成了最大的传染源。成千上万的病人挤在不透风的庙堂里，共用碗筷挤着睡觉，管理又混乱。本来没病的进去染上了，轻症进去直接拖成了重症，相当于整个医疗体系全线崩盘。

这种崩盘还披着一层神圣的外衣，谁要是敢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根本没人敢碰。就这么熬了几十年，最后落得什么结果呢？

《剑桥中国晚清史》写得明明白白，清朝控制蒙古之后，蒙古人口一直在衰减，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僧侣制度和性病。都不用外人动刀动枪，自己快把自己玩没了。

梅毒这玩意儿本来就会导致孕妇流产死胎，就算侥幸生下来，孩子也大多带着先天梅毒，没几天就夭折了。八成半的年轻人都带病，传宗接代直接成了奢望。

更残酷的还在后面，本土的壮劳力要么当了喇嘛，要么病倒了，内地来的商人、官吏、大兵直接补上了空挡。不少蒙古女子找不到合适的配偶，只能成了这些人的临时伴侣，人家拿了皮毛扔下几个钱，转头又留下新的病毒，连整个民族最后一点尊严都没留住。

连高高在上的活佛哲布尊丹巴都得了梅毒烂了鼻子，连自己都保不住，普通牧民又能有什么指望呢？说穿了这哪里只是卫生问题，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制度酿出来的苦酒。

本来大家送孩子去当喇嘛，是为了积德祈福，能过好日子，结果养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吸干了草原的壮劳力，吸干了牧民的家财，最后连传宗接代的能力都给吸干了。现在回头想当年庙里那些震天响的海螺声，哪里是什么祈福的声音，分明就是一个旧时代的丧钟。

参考资料：边政月刊 蒙古地方考察，剑桥中国晚清史 晚清蒙古社会研究，鞑靼西藏旅行记 蒙古草原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