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拆迁款刚分完，女婿敬我一杯酒：“爸，您打算初几走？”

引言： 我以为，在女儿家过了十八个团圆年，这里早就是我的根。直到老家拆迁的300万到账，我把钱一分，这个年，突然就过到了头。

正文：

腊月廿三，小年。上海的儿子们打来视频，背景音是都市的喧闹：“爸，今年项目紧，回不去了，给您卡上打了钱，自己买点好的！” 我笑着点头，心里却空了一块。转头，女儿在厨房炸年货，女婿在贴“福”字，小外孙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外公，我们哪天去买烟花？”

十八年了，自打老伴走后，我的每个年都在这里过。这里的油烟味，就是我的年味。

年夜饭桌上，我把想了无数遍的决定说了出来。电视里春晚欢声笑语，我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

“老房子拆了，钱下来了，三百万。你俩哥哥在上海，房子贵，孩子上学更难，我给他们一人一百二十万。这四十万，是给我闺女和外孙的。我自己留二十万，养老，不拖累你们。”

空气突然安静了。女儿夹菜的手顿了顿，没抬头，只轻轻“嗯”了一声。女婿脸上笑容没变，起身给我斟满了酒：“爸，您筹划得周全。” 他没看桌上那张卡。那一刻，我隐约觉得，这顿年夜饭的味道，有些变了。

大年初一，拜年。家族群里红包飞抢，两个儿子给我发了888的转账，祝我“福寿安康”。我给外孙封了个大红包，女儿却悄悄塞回了我的枕头下。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收拾碗筷时，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比窗外的寒风还让我心凉。

真正的转折，在大年初二。

按照老家规矩，这是“迎婿日”，本该是女婿回门、最热闹的一天。今年，就在我自己女儿家。饭桌上，女婿一反常态，主动给我敬酒。一杯下肚，他放下杯子，语气平和，像在聊天气：

“爸，钱都安排妥了，我们也放心了。您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上海那边，哥哥们是不是都给您准备好房间了？您打算初几走？我帮您订票。”

“初几走？”

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把冰锥，把我钉在了原地。窗外的鞭炮声、电视里的贺岁歌，一瞬间变得无比遥远。我看着这个我当了十八年“儿子”看待的女婿，看着他客气又疏离的笑容，突然全明白了。

那四十万，不是心意，是我亲手划下的界河。

这十八年的收留，不是亲情，是一场漫长的“客居”。

我自以为的公平分账，却算漏了人心这杆最重的秤。

我捏着口袋里那张二十万的银行卡，它没能买来我的退路，反而买断了我回这个“家”的路。儿子们的电话依然很忙，女儿的眼神充满难言的疲惫。这个我过了十八个春节的家，终于，在第十九个年头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该走了。

此刻，我坐在客房收拾行李。窗外，万家灯火，都是团圆。

这笔发生在春节的“家庭账”，到底哪里算错了？是老人偏心寒了人心，还是女婿的“送客”太绝情？如果你是这个女儿，会怎么做？如果你是这位父亲，这三百万分出去的钱，还能收回一份团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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