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成名||论“蚩尤”一词含义的演变

蚩尤，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古往今来，既有人把蚩尤当作神话人物，也有人把蚩尤当作历史人物，还有人把蚩尤当作传说人物。就历史人物而言，有些人认为他是九黎部落的首领，有些人认为他是苗族早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些人认为他不仅是苗族始祖，而且是中华民族始祖之一，意见分歧很大。实际上，“蚩尤”一词原本是华夏诸部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的蔑称，西周以后逐步演变为苗族对民族始祖的称呼，学术界至今尚未认识到这一点。讲清楚“蚩尤”一词的本义和含义演变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和苗族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此探讨，就教于学术界。

一“蚩尤”一词的出处

探讨“蚩尤”一词的本义，有必要先搞清楚其出处。传世文献所载“蚩尤”一词较早见于西周时期。有三篇西周传世文献提到蚩尤：其一，《逸周书·尝麦解》；其二，《逸周书·史记解》；其三，《尚书·吕刑》。其中两篇文章直接称“蚩尤”，另一篇文章称“阪泉氏”，也是指蚩尤。

《逸周书·尝麦解》载周成王语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西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大帝”指昊天上帝。“绝辔之野”指野马。“五帝”指五方帝。这段话的大意是：人类社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赤帝和黄帝，建立了规章制度。昊天上帝安排赤帝管理少昊和蚩尤，命令蚩尤与少昊驻守西部地区，防止外敌入侵。蚩尤不服从安排，发动叛乱，将赤帝从南方赶到北方，在涿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赤帝招架不住，跑到中部地区找黄帝帮忙。于是，黄帝与赤帝联合起来，擒获了蚩尤，将其斩杀于冀州。采用战争方式解决争端，这是最严厉的惩罚。人们希望社会秩序稳定，便根据昊天上帝的旨意，将蚩尤这类人物称为“野马”。于是，昊天上帝命令少昊邀请司马鸟师，整顿五方帝的官僚机构，所以，人们把少昊称为“质”。这样，社会秩序从此安定下来，一直到现在都很稳定。这就是涿鹿之战故事。显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大帝、黄帝、赤帝、少昊、蚩尤、司马鸟师都是神话人物。其中，赤帝、黄帝和少昊属于五方帝。所谓五方帝，就是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黄帝，古代文献一般将其简称为“五帝”。五方帝属于自然神，是人们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神化的结果。青帝的别名是太昊（皞），赤帝的别名是炎帝，白帝的别名是少昊（皞），黑帝的别名是颛顼。笔者研究发现：姬旦摄政期间建立了五方帝祭祀制度，规定周王定期祭祀五方帝，春季祭祀青帝，夏季祭祀赤帝，秋季祭祀白帝，冬季祭祀黑帝，季夏祭祀黄帝。周成王亲政以后，主持修订刑书，为了阐明建立刑罚制度的重要性，借用五方帝的名字，编造了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就是周成王试图利用涿鹿之战神话故事阐明的道理，说明刑罚制度就是针对像蚩尤这样不服从安排、带头造反的人物建立的，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在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蚩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人物，是周成王把他作为不服从安排、带头造反的人物设计出来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

《尝麦解》是记载公元前1035年四月周成王主持修订刑书和大力开展祭祀活动两件大事的西周早期文献，其史料来源于当时的太史记录。对此，笔者已有论文探讨，此不赘述。据《逸周书·史记解》记载，周穆王命令三公和左史戎夫总结以往国家灭亡的教训，为他治国理政提供借鉴，三公和左史戎夫总结了28条教训，其中一条是“武不止者亡”，并举蚩尤在涿鹿之战中兵败被杀为例。该篇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氏）以亡。”“独鹿”即涿鹿。绝大多数注释家都认为“阪泉氏”指蚩尤。古人之所以把蚩尤称为“阪泉氏”，是因为涿鹿有一口著名的优质矿泉水大井——阪泉，它是当地居民激烈争夺的重要水源。三公和左史戎夫总结国家灭亡教训一事发生在周穆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53年）。他们提到《尝麦解》所载蚩尤在涿鹿之战中败亡的故事，说明在此之前太史记录已经整理成文，广为流传。

周穆王晚年，命令吕侯修订刑书，并亲临现场讲话，《尚书·吕刑》对此有记载。该篇载周穆王语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弗用灵”指不服从统治。这段话的意思是：“古圣先王有这样的忠告：蚩尤带头造反，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受其影响。他们抢劫偷盗，敲诈勒索，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小民不服从统治，我们就要按照刑罚制度进行惩戒。”这里“苗”是幼小的意思，“苗民”就是小民的意思，是对蚩尤这种带头造反者的蔑称，带有贬义，不是指苗族群众。从传世文献来看，“苗民”一词在先秦时期并非苗族群众的特定称谓，在秦汉以后才逐步演变为人们对苗族群众的特定称谓。在这段话中，蚩尤也是带头造反者。《吕刑》成篇时间虽然晚于《尝麦解》，但是，“蚩尤”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从“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一语可以看出：在周穆王之前，历代统治集团都把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

《史记·殷本纪》对蚩尤也有记载，该篇曰：“既绌夏命，（汤）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这里所说的“帝”，是指天帝、上帝，即昊天上帝。该篇引用了商汤《汤诰》的三段话。其中，第二段话有这样两句：“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大夫”指部众。这段话的大意是：从前，蚩尤及其部众造反，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昊天上帝不答应，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先王们的忠告，我们不能不重视。在这段话中，蚩尤也是带头造反者。《史记·殷本纪》是司马迁在西汉中期撰成的，《汤诰》原文早已散佚，今本《尚书·汤诰》没有以上所引三段话，其他文献也没有记载。商汤是否讲过这些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如果商汤讲过这些话，那就说明：在商汤之前，历代统治集团都将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周穆王说过：“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这里所说的“古”包括商汤在内的所有古圣先王。据此推测，在商汤之前古圣先王就有这样的忠告。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历代都有人带头造反，商汤之前也不会例外。由于商汤之前的相关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只能作出以上推测。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周以前，统治集团将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蚩尤”一词原本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指某一类人，是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的蔑称，属于政治术语。

二“蚩尤”一词的本义

西周以前统治集团为什么将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蚩尤”一词的本义入手。笔者认为，“蚩尤”一词原本是一种特殊称谓，具有特殊含义。“蚩”字无论从词义还是从读音来看，都是贬义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蚩”字的解释是：痴呆，无知。在古代汉语中，读音为“蚩”的字，其含义基本上都是贬义的，如“嗤”“媸”“鸱”“笞”“痴”“螭”等。在汉语里，读音与词义关系密切。读音相同的字，在含义方面往往有相同或相通之处。从词义来看，“蚩尤”是骂人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野兽的首领”，形容带头造反者缺乏教养，不懂得遵纪守法。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蚩”字的本义可以看出这一点。“蚩”字由“山”“一”“虫”三个单字组成，其本义就是山里的一条大虫，属于会意字，指野兽。甲骨文“蚩”字大致有以下五种写法：

。其中，第一、三、五个“蚩”字都是在一条蛇的形状上面加一个特殊标志，表示大蛇。第二个“蚩”字左边是道路口的形状，右边也是在一条蛇的形状上面加一个特殊标志，也是表示大蛇。第四个“蚩”字是以上四种字形的简化形式，即在保留上半部分为特殊标志的前提下，下半部分为一个弯钩。一条直线从上半部分拉下来，在下端由左向右拐弯，形成弯钩，没有单独画出蛇的头部形状，或者说蛇的头部形状与特殊标志融合在一起。这个弯钩酷似蛇的身躯。这个字形也是表示大蛇。显然，在甲骨文里，“蚩”字的本义就是大蛇，古人用“蚩”字表示野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蚩”字曰：“蟲也。从虫，之声。”蟲，大虫。“尤”字的基本含义有两种：其一，罪过，过错；其二，优异，突出。“蚩”和“尤”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其含义就是野兽的首领，这是“蚩尤”一词的本义，是某些古代文献把蚩尤当作乱臣的根本原因。西周以前，统治集团用“蚩尤”一词称呼带头造反者，把他们比喻为野兽的首领，这是辱骂他们。因此，“蚩尤”一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术语，既是骂人的话，也是侮辱性的称呼，属于俗称。

这里我们应该对俗称有所了解。俗称不是正式的、规范的称呼，而是非正式的、不规范的称呼，一般都是根据事物的某个特征命名的，随意性比较大。俗称有简称、昵称、戏称（绰号）、蔑称等类型，都不是正式称呼，使人难以分辨，容易产生错觉，误以为这些俗称就是事物的本名（正式称呼）。其中，蔑称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是骂人的话，也是侮辱性的称呼，带有贬义。例如，有些人对别人很痛恨，骂别人“小人”“懒虫”“穷鬼”“流氓”“无赖”“泼皮”“蟊贼”“禽兽”“畜生”“王八蛋”等，这些称呼都是蔑称，而不是正式的人名。掌握这些蔑称的真实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蚩尤”一词的本义。在古代文献里，不仅有很多俗称，而且有各种类型的俗称，我们应该注意识别，以免误解。正确认识俗称，将俗称与正式称呼区别开来，有助于我们提高历史文献学修养，加深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充分发掘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正确使用史料，妥善解决相关疑难问题。很多学者忽视了这个问题，误以为“蚩尤”一词自古以来就是正式的人名，并且是某个人的名字，从而得出错误结论，造成蚩尤研究的混乱局面。

西周以前统治集团之所以将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

其一，统治集团辱骂带头造反者。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是非常痛恨的。如前所述，“蚩尤”一词的本义是野兽的首领。统治集团把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就是把带头造反者比喻为野兽的首领。显然，这是侮辱和谩骂，表示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的愤怒和痛恨。

其二，统治集团认为这种人缺乏教养，不懂规矩，无法无天。在统治集团看来，安分守己是有教养的表现，造反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家养的牲畜（如马、骡、驴、牛、狗、猪、羊等）都是经过驯化的动物，懂得一些规矩。有些牲畜还能够帮助人们做一些事情。例如，马、骡和驴能够载人拉货，牛能够耕地拉车，狗能够看家护院，等等。野兽是没有经过驯化的野生动物，不懂规矩，不能帮人类做任何事情，甚至还有可能攻击人类，危害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头造反者对于统治集团是有严重危害的，不仅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且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对统治集团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统治集团对他们非常痛恨，认为他们没有教养，不懂规矩。

其三，“蚩尤”一词的本义满足了统治集团的表达需求。统治集团需要一个专门的称谓，用来称呼带头造反者。“蚩尤”一词的本义是野兽的首领，在统治集团看来，这个词用来比喻带头造反者恰如其分，无可替代，这就满足了他们的表达需求。

其四，统治集团词汇量有限。西周以前，统治集团垄断文化教育，只有官僚贵族的子弟才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普通老百姓与学校教育无缘，文化发展比较缓慢，汉语还不是很发达，尤其是书面语言还不够发达。当时人们词汇量不够丰富，既没有“带头造反者”这样的专门术语，也没有“野兽”“野兽的首领”之类的说法，统治集团找不到适当的称呼，于是，编造“蚩尤”一词，用会意字“蚩”表示野兽，用“蚩尤”一词比喻带头造反者。

“蚩尤”一词不仅非常粗俗，而且文字古奥，艰涩难懂，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春秋时期，私学兴起，发展迅速，统治集团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许多平民子弟也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有利于文化发展。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们的词汇量越来越丰富，大大地超过了西周时期，对于带头造反者，统治集团不再使用“蚩尤”一词，改用其他称呼。因此，把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是西周以前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产物。

三“蚩尤”一词含义的演变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蚩尤”一词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西周早期以来，“蚩尤”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7次变化。

1.西周早期，从蔑称到神话人物的转变

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蚩尤”一词含义的变化是从《逸周书·尝麦解》所载公元前1035年周成王编造涿鹿之战神话故事开始的。在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蚩尤就是不服从昊天上帝安排、带头造反的神话人物，属于乱臣贼子。周成王之所以编造涿鹿之战神话故事，把蚩尤设计为带头造反的神话人物，是为了说明建立刑罚制度的重要性，强调刑罚制度就是针对像蚩尤这种带头造反者建立起来的，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蚩尤”一词从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的蔑称演变为一个神话人物的名字，这是一个重要变化，是“蚩尤”一词含义的第一次变化。

2.西周中期，从神话人物到虚拟的历史人物的转变

周穆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53年），西周王朝建立已经有90多年。究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维持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历史上国家灭亡有哪些教训？这些都是周穆王经常思考的问题。于是，他下令三公和左史戎夫总结历史上国家灭亡的教训。如前所述，在三公和左史戎夫总结的28条国家灭亡教训中，有一条教训是“武不止者亡”。他们把蚩尤称为“阪泉氏”，认为阪泉氏灭亡的原因是：“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为了总结历史上国家灭亡的教训，为周穆王治国理政提供借鉴和参考，三公和左史戎夫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无法无天、穷兵黩武导致兵败被杀、国家灭亡的历史人物。这样，蚩尤从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的神话人物演变为虚拟的、上古时期的历史人物，又是一次重要变化。这次变化影响深远，后来人们把蚩尤当作九黎部落的首领、上古时期的苗族领袖等，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都是人们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历史人物的结果。

3.春秋时期，从神话人物到虚拟的兵器制造专家的转变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国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齐、秦、晋、楚等诸侯国纷纷采取富国强兵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春秋中期大国争霸，兼并战争很多，愈演愈烈，绝大多数诸侯国都消失了。春秋末年，只剩下十几个诸侯国。兼并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器，兵器制造成为热门话题。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据此可知，范蠡认为兼并战争不讲道德，兵器是凶器。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蚩尤作兵”一说产生了，迅速流行起来。“作兵”即制造兵器。这种说法认为蚩尤擅长制造兵器，是兵器制造专家，把发动兼并战争的恶名归到蚩尤名下。据《大戴礼记·用兵》记载，春秋晚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与鲁哀公（公元前494年—公元前468年在位）讨论过“蚩尤作兵”的说法，该篇曰：“（鲁哀）公曰：‘蚩尤作兵与？’（孔）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蜂虿挟螫而生，见害而校，以卫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与民皆生，圣人利用而弭之，乱人兴之丧厥身。’”在这段对话中，鲁哀公对“蚩尤作兵”一说提出疑问，孔子断然否定“蚩尤作兵”的说法，认为蚩尤仅仅是一个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的“庶人之贪者”和“乱人”，即带头造反者，并不是在兵器制造方面有特殊本领。从孔子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孔子把蚩尤当作一个历史人物；其二，孔子认为蚩尤就是一个带头造反者，无法无天，兵败被杀。显然，孔子对蚩尤的看法深受西周以前统治集团蚩尤观念的影响。不过，孔子不是把蚩尤当作某一类人，而是把蚩尤当作某一个人。

为什么人们认为蚩尤擅长制造兵器呢？《越绝书·计倪内经》载计倪语曰：“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东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仆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并有五方，以为纲纪。”计倪是春秋晚期越国的大臣，生卒年不详。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65年在位）发奋图强，希望越国迅速强大起来，计倪帮他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建议。这段话明显受到五方帝祭祀制度和五行理论的影响。计倪认为蚩尤协助少昊统治西方，少昊安排他主管金。在五行理论中，西方对应五行中的金。兵器基本上都是采用金属制造的，因此，人们认为蚩尤擅长制造兵器，把他当作兵器制造专家。显然，这是根据《逸周书·尝麦解》所载“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西方”这句话编造的神话。按照五行理论，这个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在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蚩尤是一个带头造反、穷兵黩武的神话人物，这个神话人物的事迹对“蚩尤作兵”一说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器，人们以为蚩尤与炎、黄二帝对抗，必定制造了大量的先进兵器。

4.战国时期，从虚拟的兵器制造专家到战神的转变

战国时期既是列国纷争、攻伐不断、逐步走向统一的时代，又是学者们思想异常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是人们需要偶像和制造偶像的时代。因此，这个时期出现了造神运动。人们把蚩尤当作兵主（战神）就是造神运动的一种表现，这种观念是由“蚩尤作兵”一说发展而来的。

《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派的文献汇编，托名管仲所撰。该书《地数》曰：“（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这段话把蚩尤说成擅长制造兵器、采取武力手段兼并众多诸侯国的历史人物，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根据《逸周书·尝麦解》所载涿鹿之战神话故事编造出来的，其依据便是在这个故事中蚩尤是一个带头造反、穷兵黩武的神话人物。由于长期以来流行“蚩尤作兵”的说法，《管子·地数》编造了蚩尤制造各种兵器、兼并20多个诸侯国的神话故事。因此，战国时期人们把蚩尤当作兵主（战神）供奉和祭祀，顶礼膜拜。这个时期，齐国供奉和祭祀八主（即八个神灵），其中便有兵主蚩尤。汉代纬书《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驽，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由于蚩尤擅长制造兵器，所以，黄帝打败蚩尤以后，安排蚩尤主管战争事务（即主兵），以便加强统治。蚩尤死后，黄帝绘制蚩尤画像，将蚩尤当作战神供奉起来，大大地加强了对各地的统治。这就对战国时期人们把蚩尤当作战神崇拜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这个阐释也是神话故事。其中，把蚩尤及其兄弟（随从）说成“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人物，显然是受“蚩”字本义的影响所致，因为“蚩”字的本义是山里的一条大虫（野兽）。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游齐鲁之地，祭祀名山大川和八主。八主是：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琊。其中，蚩尤墓位于汉代东平郡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蚩尤墓位于今山东省阳谷县叶街村。《皇览》是曹魏时期编撰的类书，其中有重要墓冢记载。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涿鹿之战神话故事的深远影响。这座蚩尤墓是齐国建造的，因为在秦始皇东游齐鲁之前早已存在，这里曾经是“齐之西境”。可见，战国时期齐国百姓把蚩尤当作兵主（战神）。由于当时战争很多，人们有需要战神庇护的精神需求，传说蚩尤擅长制造兵器，兼并了很多诸侯国，非常勇猛，无敌于天下，于是，人们把蚩尤当作战神崇拜。

这样，蚩尤崇拜迅速流行起来。秦朝末年，刘邦攻占沛县以后，也祭祀了蚩尤。《史记·高祖本纪》曰：“众莫敢为，乃立（刘）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刘季即刘邦，“季”是刘邦的字。《史记集解》引汉应劭语曰：“《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据此可知，刘邦祭祀蚩尤，是将蚩尤当作战神崇拜，祈求蚩尤保佑作战顺利，起义成功。刘邦打败项羽、统一中国以后，“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刘邦下令在长安城修建庙宇，供奉蚩尤，经常祭祀，可见刘邦对蚩尤非常崇拜，蚩尤信仰影响深远。

5.两汉时期，从神话人物到虚拟的九黎部落首领的转变

先秦时期，华夏诸部分布在中原地区，周边地区还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落。汉代既是国家统一时期，也是汉族形成的关键时期。汉族是以华夏诸部为主体、融合很多部落形成的。边远地区有些部落没有融合进来，便形成了少数民族。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汉族发展比较快，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政治地位比较高；少数民族发展比较慢，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政治地位比较低。这个时期，有些人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少数民族九黎部落的首领。

为什么汉代人们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九黎部落的首领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其一，祖先崇拜是我国民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始祖，奉行祖先崇拜。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将黄帝和炎帝当作华夏族的始祖，但是没有提出少数民族的始祖。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汉族有黄帝和炎帝作为民族始祖，少数民族也需要民族始祖，这是一种精神需求。其二，先秦文献对上古时期九黎部落首领缺乏明确记载，人们在涉及上古时期九黎部落历史时不能没有部落首领，否则不合情理，难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三，在西周早期周成王编造的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蚩尤不仅是与炎、黄二帝同时代的人物，而且是带头造反、公然与他们对抗的人物，他与炎、黄二帝的关系，类似于某些少数民族部落与华夏诸部的关系，适宜于被某些少数民族当作民族始祖。《尚书·舜典》载虞舜语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据此可知，上古时期，东夷、南蛮等少数民族部落与华夏诸部经常发生冲突，争夺资源，矛盾尖锐。其四，在《逸周书·尝麦解》《管子·地数》等先秦文献中，蚩尤是上古时期一位有成就、有地位、有名望、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兵器制造专家，被人们奉为兵主（战神），适宜于被人们当作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于是，汉代人们将蚩尤当作上古时期九黎部落的首领。

孔安国（约公元前156年—公元前74年）是西汉中期经学家。《尚书正义·吕刑》载孔安国释“蚩尤”语曰：“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号”即称号。他将“蚩尤”解释为上古时期九黎部落首领的称号，“蚩尤”一词的含义又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称号属于别名，也是俗称。《说文解字》释“君”字曰：“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可见，“君”字的本义是君主。这里指部落首领。当时没有“部落首领”一词，孔安国只好借用“君”字表示这个意思，认为“蚩尤”一词是九黎部落首领的称号。《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载春秋晚期楚国大夫观射父语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这是“九黎”一词在传世文献的最早出处。孔安国将蚩尤解释为上古时期九黎部落的首领，与该篇所载“九黎乱德”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周以前“蚩尤”一词指带头造反者，在统治集团看来，造反属于“乱德”。“黎”字的基本含义有两种：其一，黑中带黄的颜色；其二，众多。由于太阳紫外线对人体肤色有影响，普通老百姓长期在田间劳作，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所以肤色比较黑。古往今来，一直都是如此。于是，统治集团根据这个外貌特征把他们称为“黎民”，带有贬义。“九”是阳数之极，表示数量很多。上古时期，华夏诸部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部落。因此，“九黎”一词是春秋时期华夏诸部统治集团对周边地区所有少数民族部落的笼统称呼，带有歧视性质。《尚书》属于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知识分子重视，孔安国对“蚩尤”一词的解释影响深远，后来苗族把蚩尤当作始祖，就与这种说法直接相关。

班固（32—92）是东汉早期史学家，其代表作《汉书》属于史学名著，历代统治集团都列为正史。《汉书·古今人表》将蚩尤列为黄帝时期的“下下愚人”。显然，这种说法也是受涿鹿之战神话故事影响所致，将神话人物蚩尤当作历史人物，并且是声誉极差的反面人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班固是著名史学家，但是，他将蚩尤列为“下下愚人”，对蚩尤的评价差到了极点，这种说法影响不大，没有影响人们继续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九黎部落首领。

马融（79—166）是东汉中期经学家。《尚书正义·吕刑》载马融释“蚩尤”语曰：“少昊之末，九黎君名。”他认为“蚩尤”是九黎之君的名字。显然，这个解释是受孔安国“蚩尤为九黎之君”一说影响所致。二者区别就在于：孔安国认为“蚩尤”是九黎之君称号，而马融认为“蚩尤”是九黎之君本名。

应劭（约153—196）是东汉晚期人。《史记集解》引应劭语曰：“蚩尤，古天子。”这是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与“蚩尤”一词的本义相距甚远，无法找到文献依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提出异议，曰：“此纪云‘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则蚩尤非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可见，“蚩尤为古天子”的说法无法成立。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任何文献依据，难以被人们接受。从古代文献来看，后来没有人接受这种说法。

高诱也是东汉晚期人，生卒年不详。高诱曰：“蚩尤，九黎民之君，好兵也。”他将蚩尤解释为上古时期九黎部落的首领，与孔安国和马融的说法完全相同，显然是受他们的影响而形成的。“好兵”即喜欢发动战争。高诱强调蚩尤“好兵”，也是受涿鹿之战神话故事影响所致。

宋衷是汉末魏初人，生卒年不详。《太平御览》引《世本》曰：“蚩尤作兵。”该书自注引宋衷语曰：“蚩尤，神农臣也。”可见，宋衷把蚩尤当作神农的大臣。这种说法也无法找到文献依据，同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难以被人们接受。从古代文献来看，后来也很少有人接受这种说法。

可见，两汉时期，人们对蚩尤的身份有天子、诸侯、九黎之君、神农大臣等说法，蚩尤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这些说法都是把蚩尤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中，“蚩尤为九黎之君”一说影响最大，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其他几种说法都只是个别学者的看法，没有明显的影响。

6.魏晋以后，从虚拟的九黎部落首领逐渐演变为苗族始祖

韦昭（204—273）是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学者，他为《国语》所做注释影响很大，流传至今。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把他的注释当作权威解释，普遍采用。《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载观射父语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曰：“其后，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后也。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尧兴而诛之。”据此可知，韦昭将三苗当作九黎部落后裔，认为三苗继承了九黎的造反传统。三苗是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前身。后来人们把蚩尤当作上古时期的苗族领袖，就与这种说法有关。“三”表示数量众多。《说文解字》释“苗”字曰：“蓨也。从草，由声。”“蓨”指初生的植物。“苗”字的本义是没有吐穗的庄稼，泛指初生的植物。“三苗”也是华夏诸部统治集团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笼统称呼，带有歧视性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释“蚩尤”曰：“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可见，他完全接受了孔安国的解释，“蚩尤为九黎之君”一说影响深远。

苗族是从先秦时期九黎部落和三苗部落中分化出来的、古老的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特色十分明显。先秦文献所载与苗族历史有关的部落主要是九黎和三苗。在传世文献中，“三苗”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尚书·舜典》。该篇有两处提到三苗。其一，“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二，“分北三苗”。以上两处“三苗”都是指华夏诸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以上两句话中，三苗都是与华夏诸部统治集团为敌的少数民族部落，被华夏诸部打败，流落于边远地区。如前所述，“九黎”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国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该篇载观射父语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这句话是观射父跟楚昭王谈话的时候讲的。他是楚昭王在位时期（公元前515年—公元前489年）的大夫，生卒年不详。可见，“九黎”一词出现时间实际上比“三苗”一词晚得多。不仅如此，“九黎”一词还是由“黎民”一词演变而来的，与“三苗”一样，也是数词加名词，也是指华夏诸部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九黎、三苗虽然与苗族先民有关，包括苗族先民，但是，并非专指苗族先民。

从先秦到宋元时期，传世文献将苗族归入蛮夷或南蛮，对苗族缺乏专门、系统的记载。明代有关于苗族的专门记载，不过，这些记载全部保存在汉文典籍。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曰：“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长沙、沅辰以南，尽夜郎之境，往往有之。与氏夷混杂，通曰‘南蛮’。其种甚众，散处山间，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明郭子章《黔记》所载基本相同。“长沙”指长沙府。“沅辰”指辰州府。这些文献所说的“苗人”都是指苗族。“苗人”是苗族的早期称谓。这个称谓的出现，是苗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些记载说明以下问题。其一，当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苗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其族属有别于汉族等民族；其二，明代苗族分布在长沙府（治所在今湖南长沙）、辰州府（治所在湖南沅陵）以南至夜郎（今贵州桐梓）的广大地区，属明朝政府管辖，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其三，明代汉族士大夫与苗族群众交往较多，对苗族的分布地域、风俗民情、社会发展等情况比较了解，否则，汉文典籍不可能有这些记载。民国《马关县志》说：“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这些文献都认为苗族是三苗的后裔。

1934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在文化学社出版。该书说：“此族（指苗族——引者）之国名为九黎，君主名蚩尤。”可见，王桐龄将“九黎”当作上古时期苗族的国家名称，将“蚩尤”当作九黎国君主的名字，苗族的祖先。其实，“九黎”并非上古时期的国家名称，“蚩尤”并非九黎国君主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有关专家编写《苗族简史》。该书说：“这个部落联盟叫‘九黎’，以蚩尤为其首领。”又说：“苗族人民较普遍地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可见，“蚩尤为苗族始祖”一说得到了苗族人民的普遍认可。苗族人民对蚩尤非常崇拜，他们认为蚩尤是上古时期的英雄人物，把蚩尤当作民族始祖。苗族人民普遍将蚩尤称为“格蚩爷老”，认为自己是蚩尤的后裔。各地苗族都有很多关于蚩尤的传说，将许多发明归到蚩尤名下，塑造了蚩尤作为苗族早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民族始祖的光辉形象。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说：“蚩尤，是我国远古赫赫有名的传说人物，也是苗族世代相传的远祖英雄。他活动的年代大致与传说的华夏族首领炎、黄二帝同时，即距今约五、六千年。”又说：“传说时代的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就是后来苗族的最初先民，或至少是包括了苗族的先民。”该书两位作者都是苗族学者，长期从事苗族历史文化研究，他们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苗族人民之所以将蚩尤当作民族始祖，是因为古代文献所载蚩尤是传说中与苗族早期历史相关的重要人物，是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与炎、黄二帝对抗的上古时期部落首领，苗族人民很需要这样一位有成就、有地位、有名望、有影响的上古时期部落首领作为民族始祖，把他当作偶像崇拜。尽管“蚩尤”一词原本是一个政治术语，西周时期演变为神话人物和虚拟的历史人物的名字，直到汉代才演变为九黎部落首领的名字，但是，古人无法讲清楚这个演变过程。不仅如此，古代汉文典籍所载与苗族早期历史相关的人物只有蚩尤，而且很多汉文典籍都记载蚩尤有成就、有地位、有名望、有影响，这些记载基本符合苗族人民对民族始祖的要求。因此，苗族人民将蚩尤当作民族始祖。直到今天，蚩尤作为民族始祖的特殊身份在苗族人民精神生活中享有的崇高地位仍然无法取代。苗族文字产生时间比较晚。如果汉代以前苗族有文字，早期苗族文献对上古时期苗族英雄人物和部落首领有明确记载，魏晋以后苗族就不可能将“蚩尤”这个西周以前的政治术语当作民族始祖名字。

7.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提出蚩尤为中华民族始祖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学术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术界对蚩尤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大量论著。关于古代文献所载蚩尤的人物属性，学者们各抒己见，意见分歧很大，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7种观点。

其一，认为蚩尤是苗族早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将许多发明归到他的名下，把他当作苗族始祖，如田玉隆（《论苗族民俗文化中的蚩尤形象》，1997）、杨志强（《蚩尤崇拜与民族认同——论当今中国苗族树立“精神共祖”的过程及背景》，2010）、石朝江（《蚩尤部落是苗族的英雄时代》，2014）等。其二，提出蚩尤也是中华民族始祖，如龚维英（《从上古族间的斗争与融合看蚩尤——兼论评价历史人物应实事求是》，1985）、伍新福（《论蚩尤》，1997）、龙海清（《关于给蚩尤以公正历史定位的几个问题》，2009）、孟世凯（《“涿鹿之战”中的蚩尤》，2011）、钱伯文（《蚩尤，与黄帝、炎帝并为中华三大始祖》，2011）、曾超（《蚩尤对中华贡献博论》，2016）等。其三，认为蚩尤是上古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兵器制造专家，把他当作战神，如刘范弟（《论战神蚩尤》，2003）、辛玉璞（《蚩尤应为中华民族兵家初祖》，2003）、李玉洁（《战神蚩尤研究——兼谈蚩尤与炎黄二帝的关系》，2019）、张海涛（《兵主“蚩尤”探究》，2020）等。其四，认为蚩尤是远古时期的东夷部落首领，如颜建真（《齐鲁地区“蚩尤”崇拜及其影响》，2008）、钟云瑞（《蚩尤考辨》，2015）、孟祥才（《从文献中爬梳清理“兵主”蚩尤》，2016）、李桂民（《蚩尤的传说及其地位变迁研究》，2019）等。其五，认为蚩尤是神话人物，如王宁（《释“蚩尤”》，1993）、刘宗迪（《黄帝蚩尤神话探源》，1997）、王志平（《一则蚩尤传说的新解释——兼论神话传说中的语源迷误》，1999）、王宪昭（《试析记史性神话的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以蚩尤神话的真实性为例》，2016）等。其六，认为蚩尤就是炎帝，如刘俊男（《炎帝就是蚩尤——兼论太皞神农与炎帝蚩尤之史迹》，1997）、郑莉（《蚩尤和炎帝的关系考》，2005）等。其七，认为蚩尤就是皋陶，如关意权（《蚩尤新证》，1986）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蚩尤的生卒地和族属进行了考证，如景以恩（《先齐兵主蚩尤考》，1994）、曲辰（《蚩尤其人其事》，2004）、杜勇（《蚩尤非东夷考》，2004）、田原（《蚩尤论》，2014）、林绍志（《蚩尤出生地——“羊水”考》，2020）等。

从总体情况来看，研究神话的学者基本上都把蚩尤当作神话人物，其他学者一般把蚩尤当作历史人物，也有一些学者把蚩尤当作传说人物。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根据传世文献关于“蚩尤”一词某种含义的记载进行阐发，竭力论证蚩尤为某种类型的人物或某个人物。既没有把“蚩尤”一词的出处和本义讲清楚，也没有把“蚩尤”一词含义的演变过程梳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龚维英说：“蚩尤名正言顺地名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而且相当煊赫。”这个观点突破了仅仅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传统观念，是新中国民族关系的真实反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由于从苗族地区搜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说明苗族人民对蚩尤非常崇拜，普遍将蚩尤当作民族始祖，而且苗族很需要本民族的民族始祖，蚩尤信仰是苗族人民的精神支柱，于是，学术界出现了“蚩尤热”。学者们对蚩尤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发表的论著越来越多，并且致力于提高蚩尤的历史地位。有些学者继承和发展了龚维英“蚩尤名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观点，明确提出不仅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而且蚩尤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把炎帝、黄帝和蚩尤总称为“中华三祖”。他们根据《逸周书·尝麦解》关于涿鹿之战神话故事的记载，认为上古时期炎帝、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对于民族融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黄帝、炎帝和蚩尤都是上古时期的英雄人物，占有重要历史地位。1995年9月，河北省涿鹿县人民政府、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在涿鹿召开了首届全国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随后修建了中华三祖堂，供奉黄帝、炎帝和蚩尤，并以中华三祖堂为中心，建立了黄帝城遗址文化旅游区。1998年7月，在涿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中华三祖文化研究会成立。湖南、贵州、重庆等地纷纷修建蚩尤城或蚩尤故里，山东阳谷修缮了蚩尤陵，贵州凯里也修建了蚩尤陵。这些活动既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也是为了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因此，当前的主要社会思潮是：不仅将蚩尤当作苗族的民族始祖，而且将蚩尤当作中华民族始祖之一。

可见，3000多年以来，“蚩尤”一词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时期含义不同。它从西周以前华夏诸部统治集团对带头造反者的蔑称，经历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兵器制造专家、战神、部落首领等阶段，逐步演变为人们对苗族始祖的特定称谓，把他当作中华民族始祖之一。每一种含义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都是人们根据需要赋予的。“蚩尤”一词含义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且反映了苗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的艰难历程，同时说明文献典籍对于保存本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性。

四结 语

称谓属于口承语言民俗。民俗具有传承性、变异性、历史性、地方性等特征。虽然“蚩尤”一词的本义是“野兽的首领”，但是，西周以前华夏诸部统治集团将带头造反者称为“蚩尤”，涿鹿之战神话故事中的蚩尤属于神话人物，周穆王时期有些人把蚩尤当作历史人物，春秋时期有些人把蚩尤当作兵器制造专家，战国时期有些人把蚩尤当作战神，汉代有些人把蚩尤当作九黎部落首领，魏晋以后苗族逐渐把蚩尤当作民族始祖。现在，人们不仅把蚩尤当作苗族始祖，而且把蚩尤当作中华民族始祖之一。这样，“蚩尤”一词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表示苗族始祖的文化符号，其本义已经完全流失。人们完全不考虑“蚩尤”一词的本义，不管这个西周以前政治术语的含义是什么，就把这个古老的政治术语当作苗族始祖的名字，这是民俗变异性特征的表现。这样做难免引起一些误解，有些人就会误以为上古时期确实有一个名字叫“蚩尤”的历史人物，而且这个人就是苗族早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民族始祖。这种误解只有在我们全面梳理和深刻认识“蚩尤”一词含义的演变过程以后才能消除。

在汉语里，词义变化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每一种语言都有词义变化现象，词义不发生变化的语言是没有的。历史时期，“蚩尤”一词含义发生以上变化是毫不奇怪的。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就是民俗历史性特征的表现。正确认识各个时期“蚩尤”一词的含义是很有必要的。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既然苗族人民把蚩尤当作民族始祖，那么，我们应该把蚩尤当作中华民族始祖之一。

总之，“蚩尤”一词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术语，也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特殊称谓，其含义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对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和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应该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历史真相，探讨演变规律。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更好地实现蚩尤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现代中国文明服务。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