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出卖恩师陈仪上将之前，是否还出卖过一个上将和一个中将？

与老蒋一样曾赴日留学的汤恩伯是个坏人，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定且无法洗白的，所以我们偶尔能看到吹捧张灵甫、黄百韬、胡宗南、戴笠的文章，说汤恩伯好话的却很少——敢吹汤恩伯，那是要承受中原百姓怒火的，一般的笔杆子，都不愿意被读者的唾沫星子淹死。

汤恩伯人品之差，不仅体现在“水旱蝗汤”和对日作战不力，他出卖恩师陈仪上将一事，就连他们那么集团稍有良心的人都嗤之以鼻。

陈仪上将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之际，想拉汤恩伯这个学生一把，结果不但被汤恩伯告发，就连押送陈仪的飞机，也是汤恩伯调派的。

不管原先关系深浅，一般将领对劝降人员或者是热情接待，或者礼送出进门，扣押软禁直至抓捕，那就很不地道了，而出卖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恩师兼“岳父（汤恩伯之妻王竞白是陈仪义女）”，那就不是人干的事儿了。

汤恩伯出卖恩师兼“岳父”陈仪上将的事，几乎人所共知，自然毋庸笔者赘述，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破解一桩疑案：汤恩伯在出卖恩师陈仪上将之前，是否还出卖过一个上将和一个中将？

那个可能被汤恩伯出卖的上将叫胡宗南，被汤恩伯出卖的中将叫戴笠——这两人的军衔大家没必要纠结：戴笠活着的时候就是少将挂中将职务军衔，死后正史追授中将，所以说他是中将并无问题，比如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说他是中将可以，说他是上校也行，而胡宗南在1945年10月3日就被授予陆军中将晋加上将军衔，并于1946年1月7日出任郑州绥靖公署上将副主任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是黄埔生中最早挂上三颗将星的，但最后的结局却很糟糕，跟随老蒋逃到台湾的高级将领，只有汤恩伯等少数几人被数十人联名弹劾，大有“杀胡宗南以谢天下”的意思。

胡宗南上下打点左右求情，最后才被放过，而戴笠则没有那么好命——不管戴笠坠机是人为还是意外，他临死前的忧惧，其密友兼部下，时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后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和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的文强都看在眼里，并写进了《戴笠其人》：“他在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老蒋把他一脚踢开，他常念叨‘伴君如伴虎’五个字——他这个做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

戴笠即使不坠机，也不可能再当军统局局长了，因为戴笠只要一回到重庆，就会参加老蒋早已准备好的“端锅大会”——那个会议就是为了裁撤军统而召开的，与会者全是戴笠的仇人。

戴笠和胡宗南都被老蒋收拾得不轻，这两个曾经被老蒋给予绝对信任并委以重任的黄埔生，为何迅速失宠？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胡宗南和戴笠已经不被老蒋信任，可能跟他们野心太大有关，于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读者面前：1943年秋天那场只有四个人知情的秘密结盟，是被谁捅到了老蒋那里？

文强是那场秘密结盟会议的操办者，就连“三盟友”的茶点水果，也都是文强亲自送入，三人的卫兵都远远地站在“会场”之外。

要说这次“结盟”的分量有多重，我们不能不先介绍一下三人当时的职务：胡宗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朱绍良只挂名不理事，第八战区的老大还是胡宗南；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苏鲁豫皖边防总司令，并不把该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放在眼里；第三个人就是戴笠，戴笠就不用介绍了。

这三人由戴笠发起，在龙门石窟“三佛窟（也不知道现在还叫不叫这个名字）”秘密开会，具体商议了哪些具体事情，文强也不十分清楚，但却看到了胡宗南亲笔写的《盟誓诗》，并以专业特务的技能完全默记了下来：“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胡宗南虽然貌似粗豪，但他在考入黄埔一期之前，却是当了多年语文、历史和地理老师的，《水浒传》肯定也是读过的，他写的这首《盟誓诗》，读者诸君看了，是不是也觉得像宋江在浔阳楼写的那句“他时若遂凌云志”？

如果陆炳和胡宗宪、严世蕃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开会盟誓，您猜朱厚熜会怎么想？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胡宗南、汤恩伯、戴笠三人在龙门石窟结盟，到底想干啥？

戴笠和胡宗南的关系，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明白：“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连做梦也在想当蒋介石的继承人。有次，我有机会听到他俩高谈阔论了几小时，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做将来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励戴尽量设法控制政治和经济部门，多准备这方面的人才。戴对胡很恭维，说他将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统治军事‘舍我其谁’的狂妄表示。”

参考越多知情人的回忆文章，我们就会越发觉得这次“会盟”，不简单，而且极有可能是戴笠和胡宗南被老蒋恶整的由头，于是第三方面的问题就来了：是谁把秘密会议的内容报告给老蒋了？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戴笠，因为这次会议就是他让文强张罗的，告胡宗南就等于告自己，而且“胡戴一条裤子”，胡宗南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戴笠投桃报李，送给胡宗南一个媳妇。

戴笠不可能自己告自己，胡宗南当然也会守口如瓶，因为那首题名《盟誓诗》的“反诗”就是他亲笔写的。

文强把这件事写进《戴笠其人》的时候，胡宗南和戴笠墓木已拱，而且文强除了那首诗之外啥也没看见没听到，想告也无从告起，那么告密者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我们再回过来看汤恩伯出卖陈仪的过程，陈仪通过地下工作人员送了一封信与汤恩伯，却阴差阳错送到了别人手里，好巧不巧的是老蒋为了别的事打电话给汤恩伯，汤恩伯以为老蒋已经知道自己跟陈仪联系，不等老蒋开口就先主动交代，并且说陈仪已被他软禁起来了。

汤恩伯为了保全自己，连恩师都可以出卖，他跟胡宗南、戴笠结盟的第二年就赶上豫中会战，汤恩伯在此战中一溃千里，陈诚（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默许河南各界上书控诉“汤恩伯十大罪状”并请求将其枪毙，结果汤恩伯挨了老蒋一顿臭骂之后，只是“撤职留任”，没多久又起复委用，当了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如果汤恩伯没有拿出让老蒋满意的筹码，免去本兼各职送交军事法庭是必然的，但他却只受到了类似罚酒三杯的“处分”，而胡宗南和戴笠，则在两三年后开始走下坡路，这里面的猫腻和老蒋的阴沉，您看清楚、想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