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马记·上海｜在当代艺术与民间日常之间

马年将至，由澎湃新闻与红双喜集团马利画材联合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寻马记》，从上海出发，到天山之下，长安城外，中原大地，齐鲁海滨……寻找中国文物与艺术中的马——寻找那份奔腾不止的生命力与澎湃的精神。

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2月10日起，一楼书店展厅推出“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该项目邀请12位插画师、摄影家与作家，以“马”为梦进行各自的注视与还原。在他们的诠释中，马不再是单一的奋斗图腾，而是风、遐思、梦境与停靠的码头——一种属于个体的生命隐喻。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现场

“一马归一马”延续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每年围绕生肖展开全新内容生产的传统，其展览名源自王若虚的文字作品《一马归一马》。在这篇带有回忆与自省意味的书写中，马既是童年幻想的替身，也是人与时间、身体与行走之间关系的隐喻——当“马”逐渐从生活中消失，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人的经验之中。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现场

一条跨越近百年的视觉线索

和其他参展艺术家不同，姜庆共并没有带来自己的创作，而是选择以收藏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展览。“我拿了上世纪设计家的作品。”在“一马归一马”中，他共展出十组设计与视觉资料，时间跨度从1923年一直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

在他看来，“马”在设计领域中并不算一个常见母题。“马的造型其实挺难控制的，不像绘画艺术那么自由。”正因为如此，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设计史和日常视觉材料中反复翻找，才逐渐拼凑出一条由“马”构成的跨越近百年的视觉线索。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第一册，课本，小学校初级用，1923年，商务印书馆 姜庆共惠允

展览中的起点，是1923年出版的一本《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姜庆共坦言，最初寻找教科书，是一种几乎“必然”的判断：“我觉得教科书里肯定会有马。”但真正让他决定选择这一本的，不只是其中的插图，而是文字内容本身。作为一册小学低年级课本，它不仅承担识字和语言教学的功能，也通过儿童行为和心理，向孩子传递一种生活态度。书中写道：孩子在花园里看到一匹马，想去拉它，马却说：“你不要来拉我，我吃我的草，你看你的花。”这段话在姜庆共看来，与“各归其位、各做其事”的“一马归一马”主题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也在潜移默化中为儿童建立起一种尊重他者、专注自我的心理认知。

识字卡片，约 1930 年代 姜庆共惠允

随后呈现的识字卡片则指向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童年学习阶段。姜庆共认为，这类视觉训练构成了几代人最早的“设计教育”，虽然简单，却极其深刻。

1949年出版的《华北文艺》杂志封面，是他特别想强调的一件作品。封面采用两匹对称的马作为主体，骑马的军人形象、枪支构成，结合了民间剪纸的视觉结构。其设计者秦兆阳曾就读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并在华北联合大学教授实用美术。“这件作品清晰体现了延安文艺传统对新中国早期设计的影响——民间剪纸、窗花等视觉语言，被系统性地引入平面设计之中，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姜庆共说。

《华北文艺》第4 期，杂志，1949年，封面设计：秦兆阳，华北文艺界协会 姜庆共惠允

同样关注“功能性设计”的，还有1959年的《美术电影展览会》小册子封面。由胶片构成的奔马形象，并非为了造型美观，而是直接呼应了美术电影这一媒介本身的节奏、夸张与运动感。

《美术电影展览会》，小册子，195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姜庆共惠允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姜庆共展示了一组用于对外贸易的年历片。这些作品由当时的进出口公司，用于宣传或赠送海外客户，在印刷工艺上集合了渐变、压凹凸、烫金等当时最成熟的技术。从内容上看，它们一方面呈现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中的赛马、马术与竞技场景，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乌兰牧骑”这一草原文艺轻骑兵的形象——曾经骑马深入牧区巡演的队伍。对姜庆共而言，这些设计的价值，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它们所携带的时代信息。

驯马，年历片，1977年 姜庆共惠允

火柴盒贴是他收藏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组。由王劼音设计的这组“出土文物”火花，取材于东汉铜奔马、车马俑与唐三彩马等考古形象。作为上海市美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火柴厂的设计师，王劼音在极小的画面中，将考古发现转译为现代平面语言，也让古代的马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中对“传统”的重新审视与亲近。

中国出土文物，火花，约 1980年代，设计：王劼音，上海火柴厂 姜庆共惠允

中国出土文物，火花，约 1980年代，设计：王劼音，上海火柴厂 姜庆共惠允

中国出土文物，火花，约 1980年代，设计：王劼音，上海火柴厂 姜庆共惠允

与之相互呼应的，则是广泛进入家庭与课堂的马利牌水彩画颜料。这是几乎所有学画画的人都会熟悉的对象。姜庆共提到，这件作品的有趣之处，在于包装中马赛克般的图形处理——它既是工业设计的产物，也与一代代人的美术启蒙紧密相关。

马利牌 18色水彩画颜料，包装，约 1980年代 姜庆共惠允

马利水彩的历史要回溯到1919年，原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职工创办马利工艺社，寓意“马到成功，利国利民”。翌年，生产出中国首款水彩颜料，并以“马头”作为标识，这是中国第一个西洋美术颜料商标。马利工艺社研制国产绘画颜料，以惠国内学校图画课学生习画所需。曾任上海图画美术学院院长的画家张聿光，也参与了马利工艺社的投资。

从近代启蒙教育中的识字图像出发，经由革命美术与基层创作进入公共空间，又在工业设计与美术教育用品中被反复复制、传播，“马”从“天马”的神话转为日常，沉淀为一种深植于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现场

从当代艺术到民间艺术，马如何回到人的生活

这条视觉线索，首先在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中被重新激活。语言与文字，成为展览中艺术家处理“马”的重要方式。左马的《旧城少年/青马》，让一匹泛着幽光的小马出现在废弃城市之中，像是成年世界里突然闯入的一次童年召唤，提醒人们马也曾是自然中的精灵。

左马，《旧城少年/青马》，2026年

如果说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让“马”重新成为一种可被感知、可被投射的个人经验，那么展览的又一条线索，则将视线引回更为日常、也更为久远的生活层面——在儿童玩具、民间艺术与信仰图像中，马曾如何被观看、被使用，又如何在代际之间悄然传递。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现场

展览中，一组来自陈量收藏的“民艺之马”显得格外亲近而生动。与绘画、摄影中的“被观看之马”不同，这些马首先是一种被触摸、被把玩、被推动的存在——它们诞生于儿童的游戏、节庆的热闹与家庭的日常之中。

相州窑瓷塑马玩具 陈量工作室惠允

儿童玩具是这条线索最直观的起点。相州窑瓷塑马玩具胎质细白、施以青釉，体量小巧却神态生动，既是古代儿童的娱乐之物，也是一种关于“马”的最初认知方式。马稳定的站姿与温和的比例，进入孩童的手中与目光之中。与之并置的，是河南一位民艺手工爱好者的作品制作者根据小时候的记忆，重新改良制作的动态玩具，使用的材料包括木头、玉米秆芯子、铁丝等。在此，唐僧骑的白龙马，是一只斑马。

师徒四人民间玩具 陈量工作室惠允

与玩具紧密相连的，是广泛存在于各地的民间艺术形态。来自胶东、晋南、关中等地区的剪纸马，以及凤翔泥塑中造型夸张、色彩鲜艳的马形象，同样服务于节庆、装饰与祝愿。与学院体系中的写实传统不同，这些民艺作品并不追求比例的准确，而强调形象的明确性与象征的有效性：头大身小、线条简化、红绿对比强烈，使马成为一种高度可识别、易于复制和传播的视觉符号。

“民艺马”之剪纸一组，陈量工作室惠允

在反复张贴、馈赠与保存的过程中，马逐渐融入地方生活经验之中，成为与节令、祝福、家庭记忆相关的存在，与“过年”“吉庆”“转运”紧密相连。

山东临沂褚庄泥叫马 陈量工作室惠允

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民艺中的马与更早的信仰体系发生了连接。展览中呈现的道教神码木刻印版、十二元辰神牌画与木雕神像，将马置于神灵出行与信息传递的系统之中。在道教传统里，马是神明的坐骑，是沟通天地的媒介；而在民间社会，这一观念被不断转化、简化，并最终渗入玩具与民艺的形象体系中。

道教十二元辰神牌画 陈量工作室惠允

在此，马不断变换身份，却始终贴近人的身体经验与生活世界。这些被把玩、被张贴、被供奉的“民艺之马”，构成了一条从日常出发、逐渐通向精神层面的民间视觉路径。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一马归一马”新年特别项目现场

除了展览内容，新春期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还将推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马年主题泥塑工作坊，让非遗技艺与当代创作在实践中相遇。与此同时，上海双年展与“青策计划”等展览也持续对公众开放，为马年新春提供一种不同于节庆喧闹的文化选择。

注：马年特别项目“一马归一马”将展出至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