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砸门抄家，中国老人用日语开骂，日军吓得说：对不起这就走

1941年12月下旬的香港，街头行人寥寥，电车停运，商铺铁门紧闭，空气里弥漫着焦糊的味道。湾仔一栋普通的楼房里，忽然传来一阵粗暴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枪托砸门的沉闷响动。门内的老人缓缓扶住桌角，右眼已近失明，听着外面用生硬粤语夹杂日语吼出的“开门”，只是冷冷吐出一句话，用的是纯正的关西腔日语，让门外一群士兵愣在当场。

这位老人，就是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近三百年第一学者”的陈寅恪。那一天，他没有拿起武器，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靠着嘴里的那一口日语，把一队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骂得“对不起、对不起”，灰溜溜退了出去。

有意思的是，能骂退日军的，并不只是语言本身，而是话背后那个家族的脊梁、那个时代的气节。要看懂这件小事，得从几十年前的湖南长沙说起。

一、出身“官三代”，却从小被教要“立君子之节”

1890年，湖南长沙陈家新添第三个孙子。因为生在虎年，又是“恪”字辈，祖母给他起名为“寅恪”。彼时陈家在湖广一带颇有名望，祖父陈宝箴正升任湖北按察使，父亲陈三立也刚在前一年高中进士，入吏部任主事。换句话说，这个孩子，一落地就是实打实的“官三代”。

家里条件优渥，但陈家对子孙的要求却很严。祖父陈宝箴性情刚直，搞的是“新政”，看重的是“仁德”“节操”。陈家小辈读书，不只是背四书五经，还要学算学、地理，读报纸，关心朝局变动。陈寅恪从小耳濡目染，不爱嬉游，更没有纨绔习气，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翻着线装书不肯放手。

陈家几个儿孙，个个有才。大哥陈衡恪后来改名陈师曾，是知名画家、书法家，又通诗文；二哥成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五老”之一，专攻古典文学；四弟陈方恪则入仕，先后做过景德镇税务局局长、国民政府秘书等职。晚清到民国的湖广一带，提起“陈氏五杰”——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和侄子陈封怀，普通百姓都知道这是既有学问，又有骨气的一家人。

真正影响陈寅恪气质的，是戊戌变法那一场大浪。1898年维新变法兴起时，地方督抚中真正站出来支持变法的，其实没几位，陈宝箴算是其中最出头的一个。他敢为康有为、谭嗣同之类“匪人”求情，敢配合光绪推新政。光绪皇帝曾经当面称他是“新政重臣”，把一大堆改革事务压到他肩上。

然而，朝局变化比谁想的都快。戊戌政变一爆发，百日维新告终，陈宝箴被扣上“滥保匪人”的帽子，跟儿子陈三立一起被罢官。陈家被迫离开原有的官场与生活，举家迁往南京。没多久，陈宝箴抑郁成疾，抱憾而终。

祖父的突然离世，对尚年幼的陈寅恪是一次重击。他记得很清楚，祖父反复叮嘱后辈：“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这句话不算华丽，却成了他此后一生行事的底线。陈宝箴的结局，让陈家所有子孙都明白，走哪条路，是早晚要付出代价的。

祖父去世两年后，陈寅恪与哥哥陈衡恪远赴日本，到巢鸭弘文学院读书。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出国门。他在日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风气、制度和技术水平，也切身感到中国与列强之间的差距。那时候，他心里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好好把各国的长处学到手，将来有机会用在中国。

从日本起步，他的游学之路越走越远。之后十多年间，他先后去了德国、法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地，又曾二度赴日。靠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语言天赋，他掌握了英、法、德、日等二十余种语言，既能读原文典籍，又能与各国学者辩论，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是非常少见的。

二、“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学问之上还有骨气

1925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海外游学，准备在国内长期发展。此时的清华学校正改制为大学，在胡适的建议下，开始施行导师制，大量延聘中外学者，以图打造一流学府。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受邀入校，这一批人，在后来都被看作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中坚力量。

陈寅恪也是在那一段时间进入清华任教。刚开始，他并不是最显眼的那一个。论名气，梁启超是戊戌以来的大名士；论学问，王国维已是经学、史学、哲学多方面的大家。陈寅恪性子偏冷，不擅应酬，很少主动“抛头露面”。可课堂上的表现，很快让师生另眼相看。

陈寅恪的课，只要一开，教室便很难找到空位。不仅中文系学生跑去听，连其他院系的老师、学生也挤进来。朱自清等人稍有空闲，也乐意去听他的讲解。他讲史料，不是简单“按本宣科”，而是把中外文献拆开来比，对照各家记载，抓到关键处一句话解剖到底。听过的人都觉得过瘾。

在课堂上，他极不喜欢“填鸭式”教学。学生问问题，他从不嫌烦，常常从更深的背景讲起，再慢慢带到具体问题上。有人向他讨教古典文献的细枝末节，他不急着给答案，而是先让对方自己想一遍，标出疑点，再一起梳理。有学生私下说，听陈先生的课，像被人带着重新长了一双眼。

在生活上，他也不是与人疏离的冷学者。学生的家庭状况，他会留心；毕业去向，他也会打听。有学生家里交不上学费，他会尽力帮忙牵线。许多后来小有成就的学者回忆起清华时，都承认曾受过他照拂。

就学术层面来说，当时中国学界公认，陈寅恪的知识面和研究功底，在国内很难找出第二人。向来自诩“高傲”、性格极直的傅斯年，就毫不遮掩地说过一句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这话看似夸张，却也是很多同辈学人的真实感受。

然而，对陈寅恪来说，学问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陈家几代人面对朝局变动都选择了硬骨头的路线，对他影响极深。他虽然为文谋生，却并不把自己当成单纯的“书斋先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局势急转直下。八十五岁的陈三立已经年迈，本可躲在后方颐养天年，可当他听到周围有人说“中国难免要败”“日本人强得多”之类的话时，却怒不可遏。有一次，他拍着桌子痛骂：“呸！中国人难道只能任人宰割吗？怎么可以像猪狗一样贴耳俯首？那才是国之大耻！”

随着北平、天津沦陷，日军开始琢磨怎样利用所谓“名门望族”为自己服务，拉一些中国士绅出来当“亲华大使”。陈三立这样名声在外的老文人，自然在他们的“名单”之内。日军方面通过各路人马多次递话，想拉他出山站台，都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他甚至吩咐家丁，遇到日军来“劝说”，就用扫帚把人赶出院子。

为了表明态度，他干脆以绝食来抗议，整整五天滴水不进。最终，这位经历了清末新政、民初变局的老人，带着怒气与忧愤离开人世。活到八十五岁，却偏偏是死在不屈的拒绝之中。

父亲去世时，陈寅恪正值中年。按照礼俗，他必须为父亲操办后事，向前来吊唁的人一一叩谢。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跪拜，次数之多，连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不用说他这样本就视力疲弱、身体一般的学者。结果，过度劳累叠加多年读书损伤视力，导致视网膜脱落，右眼完全失明。

就在这双眼睛愈发模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胡适向他转来了一个机会：英国牛津大学希望聘请他去讲授汉学，此行还能顺便在伦敦就医，治疗眼疾。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发展平台。陈寅恪便带着妻女，准备从内地辗转去香港，再从香港起程赴英。

谁都没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在路上。

三、香港沦陷，关西腔破口大骂吓退日军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珍珠港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原本因广州沦陷而成“孤岛”的香港，迅速被列为日本军方眼中的“下一个目标”。日本陆海空军配合，对香港岛及周边阵地不断轰炸、炮击。驻守的英军无法长久支撑，短短不到二十天，香港便宣告陷落。

日军部队入城后，需要大量房屋做军营、仓库、办公室，很快开始强行征用楼房。与此同时，频繁的轰炸使得香港的海上航线全面中断，去欧洲的通道被切得干干净净。陈寅恪一家原本计划经香港转赴伦敦，如今被困在岛上，退无可退。

战前，在友人帮助下，他还在香港大学找了教职，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然而，日军占领香港后，大学也遭敌人接管，学术机构一概被迫为占领军服务。陈寅恪不肯为日本人效力，干脆辞去职务。收入戛然而止，一大家子立刻陷入窘迫，连日常吃穿都变得拮据。

正当日子一天难过过一天的时候，又一件麻烦事压了下来：他们租住的房子，被日军看中，准备强征做军用宿舍。那天，楼道里先传来军靴敲击地面的声音，随后是粗暴的砸门声。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闯到门口，大声叫嚷，用夹杂中文的日语吼道：“快点搬走，这里要当兵营！”

屋内，五十多岁的陈寅恪坐在桌旁，身形瘦削，右眼几乎不辨东西，左眼视力也大不如前。他安静地听着外面的喝骂，没有丝毫慌乱，只是将身子坐正，双手扶住桌案，抬头望向门口。家人心里揪作一团，生怕他与日军冲突，引来大祸。

门一开，几个日本士兵闯入，一边比画，一边重复着让他们立刻“滚出去”的意思。见屋里的人既不哭喊，也不匆匆收拾行李，一个个坐得端端正正，竟有几分气派，当头的士兵下意识地停了停脚步。他们心里很清楚，香港并不是单纯的中国城市，这里聚集着各国侨民、商人、外交人员，真要不长眼惹到哪国要员，很可能会惹麻烦。

就在他们犹豫的一瞬间，陈寅恪突然开口，说的是标准的关西方言日语。语气不但不卑不亢，反而字字戳心。他用的是日本贵族、旧式官僚常用的那一套说法，偏偏句子里充满讥讽，直指日军此番行径粗暴、无礼、不知羞耻。虽然具体原话已无法一一考证，但大意就是把对方的行为骂了个底朝天。

那几个士兵明显被吓了一跳。一个年轻兵忍不住压低声音问同伴：“这老头什么人？怎么说的口音像本国贵族？”当头那名士兵皱着眉，四下打量屋内陈设，又看看陈寅恪的神情，有点拿不准主意。按道理，普通中国人如此大胆，用日语高声呵斥他们的行为，本就少见，更不用说还用关西腔。这在他们的常识里，往往意味着对方不是一般人。

短暂的沉默后，领头的士兵似乎在权衡利弊。香港刚刚占领，日本军方对这座城市仍存忌惮，不清楚哪些人背后牵扯着英、美等国背景。为了避免平白惹出外交纠纷，他当机立断，对陈寅恪略微鞠了一躬，用生硬的道歉语说了几句，大意是“打扰了、对不起”，随即带人退出房间。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按照军中程序，他们必须弄清这栋楼住的究竟是什么人，于是改派军官和翻译上门，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协商。谈判过程颇为曲折，日军方面一度坚持要征用房屋，只是愿意给出几天宽限时间，让住户慢慢搬离。陈寅恪和家人则寸步不让，尽量拖延。双方来回周旋，气氛时紧时松。

有意思的是，事后日军暗地里打听这家的底细，却总也理不出头绪。只知道这位老者学问很大，会讲相当考究的日语，但到底是什么身份，出过什么仕途、有什么国际背景，却始终弄不清楚。也正因为摸不着底，他们不敢鲁莽撕破脸。

更诡异的是，再往后，征用这栋楼的事竟被悄悄搁置，日军撤销了原来的计划。陈家得以继续留在原处。究竟是哪个环节发生了变化，档案材料里并没有明确记载。只能确定一点：那一天陈寅恪用关西日语骂人，确实让这群侵略者打了退堂鼓。

陈寅恪三位女儿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日军后来还曾通过东亚文化协会之类机构，开出高价，想请他参与编写所谓“中日亲善教科书”。投入的数字非常诱人，据说高达四十多万港元。在战时的香港，这个金额足以让一家人在物质上活得相当宽裕，绝不再受饥寒之苦。

面对这样的条件，陈家一时也难免有动摇。毕竟一家老小都要吃饭，谁都知道那是一笔“能翻身”的钱。但陈寅恪态度非常坚决，不仅拒绝，还斩钉截铁地表示不会为侵略者服务。家里有人劝他“写写书，未必要真站队”，他只淡淡说了一句：“文字一出，便是立场。”

这一句话，算是把他对“学者”身份的理解表得很清楚。写书教人，如果用来粉饰侵略，哪怕换来天文数字的报酬，也等同于出卖人格。对于自小听着“立君子之节”长大的人而言，这道线，是不能逾越的。

那几年里，陈家是真的穷得紧。粮食短缺，衣物也不能随意添置。可是无论日军怎样绕弯子来试探，他始终不肯对占领军做任何“服务”。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坚持有点“傻气”，但换个角度想，正是这点“傻”，撑起了他作为文人的风骨。

陈寅恪骂退日军这件事，看上去像个小插曲，时间不过几分钟。可把背景、家世、他和父亲的遭遇摆在一起，就会发现，这几分钟之所以成立，是几十年养成的骨气在起作用：会日语只是技巧，不怕拿来当面骂敌人才是关键；敢骂，则源于一辈子对“节操”二字的坚持。

陈寅恪后来继续在困顿中从事学术研究，写《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著作，已是另一个层面的故事。仅就香港这段经历而言，一个五十多岁、右眼失明的老学者，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向占领者低头，这一点，实在不比枪林弹雨中的军人逊色。

日军砸门抄家的情景早已散去，当年那句带着关西腔的怒骂，也无人能准确复述。但有一件事倒是很清楚：他把“文人”两个字，写得非常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