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4师全军覆没，高级干部全部阵亡只幸存一团长，55年授中将军衔

1955年9月的北京，秋意已经上了树梢，解放军首次授衔典礼在庄严的礼乐声中开始。名单一行行念下去，很多番号已经成为历史，但人还在。轮到“中将”两字时，一个名字格外刺眼——韩伟。懂行的人心里很清楚，他的身后，站着的是早已在湘江边消失的红三十四师。

那一年，韩伟四十多岁，军装熨得笔挺，胸前挂着勋章，却没有佩戴过那支自己最熟悉的番号臂章。因为从1934年冬天湘江一役之后，红三十四师就再也没有走出战场，全师六千多人，几乎全部留在了那条冰冷的江边。

礼堂里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大多数人只看到一位将领的军功履历。有意思的是，在韩伟本人心里，更挥之不去的，还是从安源煤矿到井冈山、再到湘江的那些日子，以及一个番号最后的沉没过程。

一、从矿井到井冈山的年轻排长

韩伟1909年出生在湖南平江一带的农村，家境清苦，少年时就进了矿井讨生活。矿井里终日不见天日，工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安全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是在这种地方，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工人运动的浪潮。

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年纪不大的韩伟被卷入这场风潮。矿区里到处是散会回来的工人，衣服上还沾着煤尘，脸上却带着一种难得的劲头。韩伟在这样的氛围中，第一次听到“工人有自己的组织”这种说法，心里说不出的震动。

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闷头干活的矿工。组织把他调去第二方面军警卫部队，在一个警卫团里当排长。别看职务不大，接触到的却是部队的中枢，政治学习、队伍管理、战斗警戒一样都不能马虎。

1927年秋，卢德铭率部参加秋收起义，韩伟所在的排就在其中。起义遭到挫折，队伍中途几经辗转，许多战士伤亡或失散。那一段时间，行军、转移、夜战像是在轮换，年轻的排长第一次感到，革命并不是口号，而是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事情。

同年9月，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一次改编，把原本一支混合成分的起义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全军人数大约只有七百人，被缩编为一个团，取消师部，只留下团、营、连三级建制。

在这个小小的队伍里，韩伟继续担任排长。不久，他又被选为毛泽东的警卫排排长。警卫排既要负责安全，又要兼顾传达命令、警戒侦察，事情琐碎，却极锻炼人。有人回忆，当时的警卫排，白天随行，夜里轮流警戒，地铺一铺就是一线天。

从秋收起义到三湾，再到上井冈山，韩伟亲眼见到武装斗争从零起步的全过程。井冈山上，红军打土豪、建根据地，与地方豪绅、湘赣两省团防武装周旋。枪支有限，弹药紧张，很多时候得靠灵活机动才有出路。

试想一下，在那样的岁月里，一名二十出头的排长，天天守在前线和首长身边，见证一次次转危为安，心气和眼界都被撑了起来。也正是这一段经历，后来让他在战火纷飞中表现得格外坚决。

二、湘江寒夜：一个师的消失

时间很快来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受到巨大压力。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从江西出发，踏上漫长的长征之路。那时的红三十四师，是隶属于中央红军的一个后备师，番号不算耀眼，任务却极其艰巨。

在蒋介石的部署里，对付中央红军采取的是“不拦头、不打腰、专追尾”的办法，也就是不急着截断前锋，而是死死咬住后队，力图在行军中消耗和歼灭红军主力。红三十四师，就是被安排掩护大部队行军、拖住追兵的那支“尾巴部队”。

师长陈树湘出自湘军家庭，早年投身革命，作战顽强，性格上有股“认死理”的劲。湘江战役前夜，他受命率师担任后卫，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个位置不好站，一旦局面不顺，很可能有去无回，但命令就是命令。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企图在广西全州、兴安一线突破湘江封锁。为了给主力赢得渡江时间，红三十四师被派往枫树脚一带阻击敌军。这一带地形相对开阔，掩体有限，不利于红军发挥近战优势。

从11月27日起，红三十四师在枫树脚连续抵抗敌人两天两夜。白天敌人炮火覆盖，战壕被炸塌一段又一段，战士们重新挖、重新修。夜里小股敌人摸上前来，拼刺刀成了家常便饭。战地救护条件差，很多伤员只做了简单包扎，就又回到火线。

战斗最紧张时，师部多次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陈树湘几乎把所有能用的兵力都压了上去，一线再添人，机枪阵地再往前挪一点。团以上干部伤亡迅速攀升，政委程婴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先后中弹倒下，前线的指挥一度出现空档。

阻击任务完成后，中央红军大部陆续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才按照命令开始向江边转移。这个时候，部队已经减员严重，许多连队只有几十人。夜行军途中，队伍一再被敌人的炮火打断，伤员被迫留在路边，令人唏嘘。

等红三十四师赶到湘江北岸时，原先预定的渡口已经落入国民党军手中。江对岸的红军主力已经调离，江这边却布满了敌军火力点。前面是封锁线，后面是追来的重兵，部队陷入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就地组织突围。一些部队尝试强行抢渡，有的用简易木排，有的干脆涉水。但湘江冬水湍急，岸上还有敌军机枪扫射，伤亡极大。许多人倒在江滩上，背包还没放下，枪还握在手里。

战斗持续了整整数日。红三十四师各团被打成若干小股，边战边退，逐步被敌人包围。100团政委侯中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102团团长吕宫印也倒在火线。高级干部伤亡殆尽，能勉强拿起望远镜的指挥员越来越少。

陈树湘带领一部分指战员试图继续突围，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在押解途中，他趁敌人不备，用手中的铁条刺入自己的腹部，绞断肠子，以极其惨烈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年仅二十九岁。这一举动，在战友中传开后，被视为誓死不屈的典型。

到了战斗的尾声，红三十四师实际上已经不成建制。六千多人编成的一个师，只剩下零星散兵和负伤掉队者。许多战士的名字，甚至来不及登记在案，就永远留在了湘江边的乱石和泥沙之间。

在这样一片混乱中，第100团团长韩伟率领的一小股人马，抄小路、走山坳，几次从敌人搜索圈边缘钻了过去。有时候，双方之间只隔着一片矮树林，敌人的对话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队伍中很多人受了伤，又冷又饿，只能靠就地搜寻少量粮食硬撑。

战斗完全结束的时候，红三十四师这个建制，在中央红军的作战序列中已经被划上了句号。令人唏嘘的是，在团以上干部中，活着闯出包围圈的，只有韩伟一人。

三、失联、囚禁与再度起步

湘江一役后，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长征的纵队拉得很长，伤病减员严重，各部队之间时常失去联系。韩伟带着少量幸存者，沿着红军大致的行军方向追赶，却怎么也追不上主力。

那段时间，他几乎成了“单线行动”的指挥员。一边要躲避敌军的追捕，一边还要安抚身边的战士。有人问他：“团长，咱们还能找到部队吗？”他沉默了一会儿，只回了一句：“只要人还在，路就不会断。”话不多，却把队伍勉强稳住。

东绕西转接近两个月后，眼看身上粮食彻底见底，衣服也破得厉害，继续盲目寻找只会平添牺牲。权衡再三，他让剩下的战士分散隐蔽，自己则辗转来到武昌，在弟弟家暂避。这个决定带着明显的无奈，却也是当时条件下少有的选择。

武昌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势力复杂，特务机关布满街巷。本以为只是暂时落脚，谁料旧日相识中有人已经变节。一次偶然的碰面，让对方认出了这位曾经的红军团长，贪图功劳的叛徒悄悄把消息送到了特务机关。

不久之后，韩伟在武昌被捕，被押往武汉地区的国民党监狱。审讯桌前，敌人翻来覆去地问：“红军现在在哪里？中央还有谁？”他已经与部队失联，对具体部署本来就所知不多，能说的很有限。

监狱生活枯燥又压抑，潮湿阴暗的牢房里，既有普通罪犯，也有政治犯。许多人在长期的关押中精神崩溃，或者选择妥协。韩伟心里清楚，自己身上有红三十四师的经历，又在湘江后失散、被捕，这样的履历在将来未必说得清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大批关押在各地监狱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陆续被释放。武汉地区的监狱里，也传来了将要“处理政治犯”的风声。

经历了一番周折，韩伟终于被释放。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他已经关了好几年，鬓角添了白发。出狱后，他通过多方打听，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窑洞里的灯光，对许多漂泊多年的老红军来说，意味着归队。

然而，回到延安，并不意味着一切轻松。湘江战役后全师损失殆尽，他却活了下来；之后又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敏感复杂的环境下，很容易引起误解。组织当然会调查，个人心里也难免有疙瘩。

那段时间里，韩伟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边上课，一边等待组织的结论。操场上训练时，他话不多，更多时候在队列里默默跟着口令走。有战友开玩笑说他“老成得像个营长”，也有人察觉到他不愿意主动提起湘江的往事。

1938年5月，毛泽东到抗大作报告，讲的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持久战的战略。会后，他突然对刘亚楼说起：“听说这里来了个韩伟，是吗？找时间见见他。”一句话，让不少知情的人心里一惊。

没过多久，通知传到抗大。有人对韩伟打趣：“首长点名要见你，这可是好事。”他心里却不免紧张。见面那天，窑洞里桌子上摆着几本摊开的文件，气氛并不拘谨。毛泽东看见他进来，笑着说：“你这个老部下，还认得吗？”

简单几句话，拉近了多年未见的距离。谈话中，毛泽东提起井冈山岁月，也问起湘江之战的细节。韩伟把自己所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并主动说明失联和被捕的经过。毛泽东听完，只说了一句：“战争有战争的规律，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活下来，关键是以后怎么走。”

这句话，对韩伟来说，像一块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被轻轻挪开。有了组织的信任，他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此后，他先在晋察冀军区担任第二军分区团长，带兵打游击、修工事、反扫荡，把之前积累的经验都用在了抗战第一线。

随着抗战发展，他又担任第九军分区司令员，负责的已经不仅是一两个团，而是一大片根据地的防务和建政。敌人的“扫荡”一轮接一轮，部队时常要在山地、河谷之间穿插机动。许多年轻指战员，并不知道他曾是湘江之战中那支绝命后卫师的团长，只把他当成一位老练的指挥员。

抗战结束后，全国形势很快进入决定命运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爆发，他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热河地区地形复杂，既有山区又有草原，铁路、公路交错，各方力量交织。部队在这里作战，既要对付国民党军队，还要处理地方武装和治安问题，任务并不轻松。

在之后的作战中，他又出任第六十七军军长，率部参与华北地区的多次战役。一路南北驰骋，从塞外风雪到平原古城，行军打仗已成日常。军史材料里记载的，只是简洁的战斗经过，背后那些连续几昼夜不合眼的部署和决断，很少有人再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原先很多根据地部队被编入新的军区和兵团序列。韩伟所率领的部队，也经历了改编和调整。那支在湘江战场上消失的红三十四师，却再也没有出现在新的编制表上，只剩回忆中的番号。

1955年授衔时，国家对参加革命时间久、经历战火多、战功突出的指挥员给予了系统评定。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这是对他几十年戎马生涯的肯定，更是对那支早已不在的部队的一种象征性回答。

回过头看，这位曾经的红三十四师团长，在湘江边只身突围，又在敌人监狱里熬过多年，在延安重新站稳脚跟，最终走到中将的位置。红三十四师的高级干部在1934年冬天几乎全部阵亡，他成了团以上干部中唯一活到新中国成立并被授衔的人。

很多年后，谈起湘江战役，人们总会提到红三十四师这个番号。那一仗的具体细节，留存的文字并不算多，但师长陈树湘、政委程婴林、政治部主任蔡中、侯中辉、吕宫印等人的名字，与那条江紧紧绑在一起。

韩伟将军在人生后半程，带着这些名字继续走完自己的军旅道路。红三十四师的旗帜早已不再飘扬，可这个番号并没有从记忆中抹去。对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只要提到湘江后卫师，人们自然会想到那支在冬夜里战至最后一人的部队，以及从废墟里走出的那个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