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大邱庄“土皇帝”禹作敏被逮捕，狱中称：我只负领导责任

1993年4月13日傍晚，天津市公安局大门缓缓合拢，两辆从静海县驶来的警车里押下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寒风刮过，他看见闪光灯一片雪白，低声嘟囔：“怎么动静这么大？”这名男子便是曾被誉为“全国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的禹作敏。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是大邱庄人人敬畏的“禹书记”，如今却要戴着手铐走进审讯室。

若把时间拨回1980年代，大邱庄是一片公认的奇迹。钢材、型材、螺纹钢，几乎席卷了华北市场；村口那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巨幅标语，一度被外地参观团视作改革样板。然而，经济热浪的背后，权力与宗族交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禹作敏口头上讲“共同富裕”，实则用封闭的族群管理牢牢控制着每一户、每一人。

1990年4月10日，派出所里传出皮带抽击声。年轻的刘金会被绑在椅子上，身旁站着禹氏族人。原因不过是一句被捕风捉影的“轻薄妇女”。翌日，他的父亲刘玉田被拖到街口暴打羞辱，半小时后倒地毙命。闯下祸事的禹作相等人转身去找“禹书记”。他皱眉思索片刻，只吐出一句：“挑个人顶包。”随后，大字报贴满街头：“刘玉田死有余辜。”数千人被组织上街示威，声浪盖过了死者家属的哭喊。

地方公安很快介入。1991年5月，禹作相无期徒刑，其余帮凶分别获刑。但禹作敏并未就此收手，他号召村民给上级写信，攻击侦办机关“打击改革”。这一次，运用“熟人社会”优势的他尝到一点甜头，也埋下更大的祸根。

1992年冬，华大集团总经理猝死，禹作敏把注意力对准内部清洗。短短数周，十余名“问题职工”被套上麻袋拖进小黑屋，最惨的业务员危福合在七小时刑讯中丧命。事情闹大后，禹作敏仍打算复制“顶包”老套路，“找几个可靠的扛事儿，省得都进去。”一句轻描淡写，决定了几个人的命运。

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派人重返大邱庄取证。禹作敏索性扣下六名干警，宣称“维护集体利益”。市里火速下令放人，他只得松口。可转天又煽动群众设路障、造舆论，逼得400名警力在村外待命。就这样，顶着“辞职”与“请愿”的双重烟幕，他试图用“乡土堡垒”拖垮法律机器。

拖延没有改变结局。1993年2月，四名涉嫌致死案犯被通缉。禹作敏下令封村，却依旧挡不住侦查网络。4月15日，市委工作组进村。当天清晨，他还在召开大会声讨“外来干涉”。傍晚，拘留证雪片似的落到他面前。扣押决定宣读完，他踉跄着在文书上签名，写错了年份，“1990”硬生生被警官改成“1993”。他愣了数秒，忽然苦笑：“完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完了！”

随后的五个月里，检方列出窝藏、妨害公务、行贿、非法拘禁、非法管制等多项罪名。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数罪并罚，禹作敏获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土皇帝”转身成为狱中囚徒。

狱警回忆，禹作敏入监头几天仍把自己当“领导”，指点工友的活计，习惯性地发号施令。三周后，他主动找管教员：“我又没亲手打人，凭什么说我有罪？我只负领导责任。”管教员平静回答：“正因你是领导，才必须担责。法律不是镀金的门匾，进去的人人人平等。”这番话让他沉默良久。

服刑期间，禹作敏开始记日记，字迹凌乱却可见自我剖析。他写到，大邱庄的成功“一半靠改革，一半靠高压”，而高压终于反噬了自己。1993年被羁押前，大邱庄企业年产值已逾十亿；可在他判刑后，集团资金链迅速崩溃，投资方抽身，员工流失，昔日喧嚣的轧钢厂机声日渐稀落。部分老村民感慨：“钱是赚了，可一夜回到解放前。”

关于禹作敏如何走到这一步，当年办案干部给出过简单评价：把集体经济当成私家领地，一念之差，天地悬隔。放到更大的时代坐标里，这起案件也让外界重新审视村办企业的边界——效率与法治若不能同时并进，任何“样板”都可能失控。值得一提的是，禹作敏曾多次被请进北京作报告，台下掌声雷动；而在铁窗之内，他最大的安慰，却成了早起点名后的那一缕阳光。

2003年底，禹作敏因表现较好获减刑四年；2006年7月，他走出监狱大门时，已是六十出头的老人。大邱庄的钢铁帝国早已分崩离析，新的管理层摘掉了“土皇帝”时代的痕迹，厂房上方那行大标语也悄然更换。围观的村民指指点点，他默默低头，匆匆钻进接他的面包车。据说车开出不远，他轻声自语：“这回，真得自己养活自己了。”

仰仗个人威权而非制度运行，一旦出现纠错机制缺位，再强的势力也会顷刻瓦解。大邱庄的起落，映照的正是这一朴素道理。那些年滚烫的炼钢炉火，最终烧灼的不止钢坯，还有一位村党支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