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黄昏，京郊的跑道在骤来的雷雨里显得幽暗而漫长。塔台耳机里只剩沙沙电流声，所有人都在等待那架自广州返航的“里—二”专机。指挥席上站着的，是身披雨衣、紧握话筒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没人见他这么慌过，额头上的汗珠比窗外的雨点还快，他反复按键呼叫，声音嘶哑。再联络不上，后果不堪设想。
雷达屏幕一片雪花。就在这胶着的十几分钟里，人们不由得想起七年前的那个决定——也是一场硬仗的开端。
时间倒回到一九四九年初春。解放战争已见胜负，毛主席却在中南海的灯下翻阅厚厚一摞资料：东北老航校学生名册、前清遗留机场分布图，还有苏联顾问团的备忘录。飞机，在他看来，是即将问世的新中国不可或缺的屏障。他轻声说了一句：“要有自己的翅膀。”这句感慨，很快化作一纸命令——成立航空局，全面接收并整编敌伪遗留的空军资产。
负责统筹者，正是那个“从战壕里爬出来的陆军司令”刘亚楼。三十二岁时远赴莫斯科弗隆兹学院进修，八年寒暑浸泡在俄文教材与兵棋推演中；回国后，东野几大战役里，他指挥若定，屡建奇功。毛主席看重的，正是他在复杂局面里抓要害的本事。
一九四九年夏，台湾飞机夜袭北平。爆炸声震碎玻璃的瞬间，毛主席拍案：“没空军，等于门户洞开。”七天后，刘亚楼率团赴苏谈判；十四天后，《关于援助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空军的协定》落笔。四百架飞机、八百名专家、六所航校，一口气敲定。
航校建设像铺铁路，一条条时间节点被钉在墙上。刘亚楼开会只说一句：“一个月必须开学。”常乾坤、王弼领命奔赴各地机场，工棚里灯火通宵。三十天后，六校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外军顾问愣住：世界空军史上没见过这种速度。
短短一年，第四混成旅成形。随即朝鲜烽火燃起。空四师、空三师轮番上阵，十七个月击落击伤敌机四百二十五架。美军情报处写下冷冰冰的结论：中国空军“不容低估”。战果电报摆到中南海，毛主席批了八个字：奋勇作战，不胜欣慰。
然而，专机仍是悬而未决的“痛点”。毛主席外出始终乘火车，理由简单——空军尚未练到炉火纯青。刘亚楼听在耳里，像针扎。终于，一九五六年四月，毛主席一句“我要试试自己的飞行员”，让谁也推脱不下去了。
任务甩到独三团胡萍面前，他愣住：“火车不是更稳妥？”这句实话让刘亚楼苦笑。他解释说，苏联飞行员提议被主席否了，“自己人开，才算真本事”。胡萍不再多言，扭头回部队排查每颗螺栓。
五月初，专机从西郊机场升空，武汉加油后抵广州，一路顺畅。毛主席在机舱里读文件，看地图，偶尔透过舷窗点头。第一次落地，他对刘亚楼说：“飞机快，好用，我们得多培养人。”
返程那天，南到北的空域却堆满积雨云。胡萍看着跳动的罗盘，决定向东偏航，从沧州、天津绕大圈。雷电干扰无线电，地面失联。塔台里，刘亚楼暴喝：“再联络不上，我毙了你！”那吼声把几个年轻话务兵吓得脸色惨白。
机舱里，毛主席却稳坐书桌。闪电照亮窗户，他合上文件，对胡萍笑问：“像不像小时候坐摇篮？”短短一句，把满舱紧张揉碎。
十五分钟后，电台恢复。专机出现在跑道尽头，轮胎溅起水花。舱门打开，刘亚楼冲上舷梯，险些失态。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眯眼调侃：“你说咱空军没人能飞好，这回可让你的小把戏露馅了。”
一句玩笑，却是最高褒奖。那天夜里，暴雨仍旧拍打窗玻璃，刘亚楼在办公室画出一幅新规划：三年内改装喷气式，五年内建立全天候领航体系。纸上墨迹未干，他已经想好了报告开头：空军，必须再快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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