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让我来北京帮他看孩子吃饭时舅妈提了句以后每月要求交伙食费

舅舅让我来北京

接到舅舅电话那天，我正蹲在老家的人才市场门口，盯着手里的半瓶矿泉水发呆。

“小伟，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舅舅的声音透过信号传来，带着北京腔特有的节奏感。

我苦笑：“还那样，舅舅。找了一个多月，合适的工作不多。”

“要不这样，”舅舅顿了顿，“你舅妈身体不太好，我家洋洋刚上一年级，每天接送、辅导作业实在忙不过来。你来北京帮我们看孩子，管吃管住，我给你开工资。”

我的心跳突然快了几拍。北京，那是我大学毕业两年来一直想去却不敢去的地方。房价高、消费贵，我一个普通二本毕业生，总觉得没那个底气。

“可我没带过孩子……”

“洋洋很乖的，就是需要人接送上下学、陪着写作业。”舅舅打断我，“你就当来北京过渡一下，边帮忙边找工作，怎么样？”

三天后，我拖着行李箱站在了北京西站。人流如织，高楼林立，和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小县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舅舅家在朝阳区一个老小区里，六十多平米的两居室。舅妈开门时，脸上挂着客气的笑容，但那笑容像是挂在嘴角，没到眼底。

“小伟来了，快进来。路上辛苦了吧？”她侧身让我进门。

客厅很小，沙发上堆着洋洋的玩具和课本。舅舅从厨房探出头：“你先住洋洋房间，洋洋和我们睡主卧。”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北京的“保姆”生活。

洋洋确实是个乖孩子，七岁的小男孩，话不多，喜欢乐高和恐龙。每天早上六点半，我起床做早餐，七点叫醒他，七点半送他到学校。下午三点，又准时等在校门口。回家后陪他写作业、玩一会儿，等舅舅舅妈下班。

第一个星期风平浪静。舅妈偶尔会问我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我老实说投了几份简历，都还没回音。她点点头，没再多说。

转折发生在我来北京的第二个周末。

那天舅舅加班，舅妈做了四菜一汤：红烧肉、清蒸鱼、蒜蓉西兰花，还有一锅排骨汤。饭菜很丰盛，洋洋吃得满嘴油光。

吃到一半，舅妈突然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

“小伟啊，你来家里也有十来天了，”她的声音温和，但语调里有种斟酌字句的小心，“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筷子停在半空。

“你看，现在北京的物价你也知道，菜价一天一个样。”她舀了勺汤，没看我，“我们两口子工资也不高，还要还房贷。所以想着，以后每月你能不能交八百块钱伙食费？”

空气突然凝固了。

八百块。舅舅答应每月给我三千五的工资，管吃管住。如果扣掉八百伙食费，剩下两千七。在北京，这个数字让我瞬间感到呼吸困难。

“当然，你要是自己做饭吃，可以少交一些。”舅妈补充道，终于抬眼看了看我，“主要是现在三个人吃饭，开销确实比以前大了不少。”

洋洋似乎感觉到气氛不对，小声问：“妈妈，为什么哥哥要交钱？”

“小孩子别多问，快吃饭。”舅妈给他夹了块肉。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湿棉花，又闷又涩。

“我……我和舅舅商量好的，管吃管住。”我最终挤出一句，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你舅舅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舅妈笑了，笑得有点无奈，“老好人一个，答应别人的事从不考虑实际情况。可家里过日子的是我，我得精打细算啊。”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我吃得食不知味。红烧肉腻在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

晚上九点，舅舅终于回家了。我听见主卧里传来低低的争吵声，虽然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张力。

第二天早上，舅舅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送洋洋上学的路上，他特地跟我一起出门。

“你舅妈昨天说的那个事……”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你别往心里去。她就是最近压力大，她公司可能要裁员。”

“舅舅，我明白。”我推着洋洋的自行车，车轮碾过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

“这样，伙食费不用你交。”舅舅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但你也体谅体谅舅妈。她身体不好，又要上班又要操心家里，确实不容易。”

我点点头，心里却没有轻松起来。

那天下午，我在小区长椅上坐了整整两个小时。北京的秋天很美，金黄的银杏叶铺了一地。可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破了个洞，冷风直往里灌。

我想起刚到北京那天，舅妈让我把行李箱放在阳台，说客厅太小没地方放。我想起她总是不经意地提醒我节约用水用电。想起每次买菜回来，她都会仔细核对小票。

原来那些细小的瞬间，都是有意义的。

晚上，我在网上查了查北京租房的价格。哪怕是最简陋的合租房，一个单间也要两千起步。如果我真要搬出去，两千七的工资根本不够活。

接下来的日子，气氛变得微妙。

舅妈不再提伙食费的事，但餐桌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无心的感叹”。

“今天猪肉又涨价了，都快吃不起了。”

“洋洋正在长身体，牛奶一天都不能断，这一箱就一百多。”

“小伟啊，你找工作有进展吗？”

每句话都像细针，轻轻扎一下，不流血，但刺痛。

我开始主动承担更多家务。不光接送洋洋、辅导作业，还包揽了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每天舅舅舅妈下班回家，都能看到整洁的客厅和热腾腾的饭菜。

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一个周五的晚上，矛盾终于爆发了。

那天我炖了舅妈爱喝的玉米排骨汤，因为控制火候不当，水烧干了，锅底糊了一层。舅妈回家看到，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这锅我买的时候三百多呢！”她拿着刷子用力刷着锅底，金属摩擦的声音刺耳，“小伟啊，不是我说你，做事要上心。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什么都得省着用。”

“对不起，舅妈。”我站在厨房门口，手指掐进掌心。

“对不起有什么用？”她突然转过身，声音提高了些，“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委屈，觉得我们让你交伙食费不近人情。可你也替我们想想，这房子每个月房贷九千多，洋洋的补习班一节课就五百，我们的压力你看得到吗？”

“丽娟！”舅舅从房间里冲出来，“少说两句！”

“我为什么不能说？”舅妈的眼圈红了，“自从你外甥来了，家里每个月多开销一千多！我每天精打细算，我容易吗我？”

洋洋被吓哭了，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那个晚上，我躺在床上彻夜未眠。凌晨三点，我起身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和一些日用品。

天刚蒙蒙亮，我给舅舅发了条微信：“舅舅，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搬出去住。工作我会继续找，您别担心。”

我把三千五百块钱现金放在餐桌上，用洋洋的水杯压着。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舅舅提前给我的。

拉着行李箱走出小区时，保安大哥刚换班，打了个哈欠问我：“这么早出门啊？”

“嗯，去赶车。”我笑了笑。

北京清晨的街道很安静，清洁工在扫落叶，沙沙的声音在空旷的街上回荡。我沿着路一直走，不知道该去哪里。

手机响了，是舅舅打来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小伟，你在哪儿？”舅舅的声音很急，“快回来，你舅妈刚才哭了一早上，说昨天话说重了。”

“舅舅，不怪舅妈。”我停下脚步，看着地铁口涌出的人群，“她说得对，是我没替你们考虑。我已经二十三岁了，不能一直靠别人。”

“可你现在能去哪儿？工作还没找到！”

“总会有办法的。”我说，“舅舅，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北京。真的谢谢。”

挂断电话后，我买了一张地铁票。列车呼啸着驶入黑暗的隧道，车窗上映出我模糊的脸。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成长可能就是这样的——从别人的屋檐下走出来，独自面对风雨。

我在青年旅社住了一星期，每天疯狂投简历、面试。第十五天，终于找到了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月薪六千，虽然不高，但够我租个小房间活下去。

搬进出租屋的那天，我给舅舅发了张照片：不到十平米的房间，一张床、一个桌子，窗外是另一栋楼的水泥墙。

舅舅很快回复：“照顾好自己，常回家吃饭。你舅妈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

我看着那条信息，鼻子突然一酸。在北京的第十五天，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处，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亲情可以给你一个临时的屋檐，但人生漫长的雨季，终究要自己撑伞。

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照顾，也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不断调整的距离，和各自需要承担的生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