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政府发声反驳中方涉巴言论，长和宣布重大动作

北京的声音紧接着就传了过来，中国国务院港澳办罕见地发出了极高规格的警告，措辞不再是“遗憾”或“关注”，而是直指核心的定性：这是政治操弄。并且把话挑明了，声称如果巴拿马不收手，代价将是“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沉重”。

面对中方那句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警告，24小时里，巴拿马总统府像是一座切断了信号的孤岛，这种沉默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反常。外界只能看到新闻通稿，但在外交系统的内网里，急促的电报恐怕早已飞成了漫天雪花。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是一起单纯的司法案件，总统本该在第一时间出来说一句“法院判的，我也没办法”。但他没有，这24小时的迟疑，恰恰暴露了这背后的政治算计早已超出了单纯的法律范畴，他们在评估和测算，那个来自东方的“双重代价”，到底会有多痛。

直到穆利诺打破了沉默那刻，他站在聚光灯下，拿出了那块最顺手也是最坚硬的挡箭牌——“法治”。他声称法院裁决不可干涉，甚至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预告外交部将发出正式抗议。

这一招“以攻代守”试图用“司法独立”的概念，把一场针对特定企业的定点清除，包装成国家主权的尊严保卫战。在他的叙事里，这不是抢劫，这是“执法”。

但就在穆利诺发声的同一天，处于风暴眼中的长和集团没有选择在巴拿马国内哭诉，也没有去那个判他违宪的法院上诉，而是直接依据国际商会规则，将巴拿马政府告上了国际仲裁庭。

这个反击堪称精准且致命，我们不妨揭开穆利诺表面的“法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这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正义”？最高法院前脚刚落槌宣判合同违宪，后脚竞争对手马士基的人马就已经站在了门口准备接管。这种无缝衔接，剧本写得未免太露骨了一些。如果说没有事前的通气和预案，谁会相信一家丹麦巨头能如此神速地接手一个庞大的港口运营？

穆利诺口口声声的“司法独立”，在残酷的时间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当司法裁决变成特定政治意图的“洗钱机器”，所谓的法治就成了一种最高级的流氓手段。巴拿马当局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智商，他们以为只要盖上法院的公章，这就是合法的。

但他们忘了，桌子对面坐着的，不仅是一家企业，更是一个看透了这种把戏的大国。中方直接定性为“政治操弄”，正是因为看穿了这种“法律技术流”背后的肮脏。利用国内法来废除国际商业合同，利用司法解释权来行使政治掠夺，这种套路在拉美历史上并不新鲜。

把竞争对手引入作为“临时管家”，更是这出戏里最拙劣的败笔。这等于直接告诉全世界：我们不仅要赶你走，还要把你的家产送给你的死对头，这种赤裸裸的利益输送，连一点遮掩都懒得做。

长和集团的反击，给所有在海外遭遇不公的中资企业上了一课。很多人在遇到这种事时，第一反应是在当地找律师，在当地起诉。但这恰恰掉进了对方的陷阱，在一个连最高法院都能配合行政意图做出违宪判决的地方，指望下级法院能给你公道？那无异于与虎谋皮。

长和集团这一步走得极高明，把战场从巴拿马城搬到海牙，或者是伦敦、巴黎的仲裁庭，这意味着直接把巴拿马从“裁判员”的席位上拉了下来，按在了“被告”的椅子上。

你不是讲法治吗？好，我们去讲国际法，去讲契约精神，去一个你无法操控法官的地方讲。启动ICC国际仲裁，是对穆利诺“司法独立”言论的直接反击。它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明确：我不承认你国内司法系统的公正性，你的判决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废纸，甚至是一张罪证。

这不仅是法律战的升维，更是信誉战的绝杀，一旦国际仲裁庭受理，巴拿马的国家主权信用就会被放在大众眼前炙烤。对于一个靠运河、靠外资吃饭的国家来说，背上“撕毁契约”和“操弄司法”的恶名，其杀伤力远比赔偿几亿美金要可怕得多。

穆利诺以为他在捍卫主权，实际上，他正在亲手把巴拿马的国家信誉送上断头台。如果巴拿马当局觉得这仅仅是一场法律纠纷，那他们的战略视野未免太过狭隘了。

巴拿马运河是黄金水道，就是因为全球贸易需要它，而在这个贸易网络里，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第二大客户。这意味着运河里流淌的不仅仅是水，更是来自东方的真金白银。

这笔经济账，穆利诺算清楚了吗？调整航线、缩减贸易投资，这些工具都在中方的工具箱里摆着。对于航运巨头来说，绕道虽然增加成本，但并非不可接受，尤其是当这个咽喉要道充满了政治风险的时候，一旦中国决定调整供应链布局，巴拿马财政收入的跳水将是立竿见影的。

更深层的噩梦在于地缘格局的重构，多年来，关于尼加拉瓜运河、特万特佩克地峡走廊的讨论从未停止。之所以一直是纸上谈兵，就是因为巴拿马运河太成熟太好用了。但现在，当巴拿马开始把运河当成政治武器的时候，那些被按下的替代方案瞬间就有了重启的理由。

中国作为“基建狂魔”，从来不缺在大地上重塑山河的能力，如果有必要，扶持一条新的通道，哪怕只是作为战略备选，也足以让巴拿马运河的地缘价值腰斩。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大国博弈的必然逻辑。

当唯一的咽喉不再唯一，巴拿马还剩下什么？穆利诺试图用一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来向某些势力纳投名状，但他可能忘了，他正在拿整个国家的国运做赌注，把商业问题政治化，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商业和政治双重抛弃。

巴拿马以为自己握着关卡，就可以随意设租寻租，甚至指鹿为马，但他们显然误判了时代的风向。今天的世界，资本也许是流动的，但契约精神和实力原则是刚性的。长和的起诉书和北京的警告信，其实都在阐述同一个道理，规则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当抹布的。

如果巴拿马继续在“法治”的幌子下行政治掠夺之实，那么等待它的，恐怕不仅仅是国际仲裁庭的巨额赔单，更是被全球贸易主流航线边缘化的漫长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