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4小时，立陶宛改口认错，向全世界承认：5年前的决定很愚蠢

到2025年底，欧洲已有至少3个重要国家在半年内先后访华，法国、芬兰、英国轮番在北京签下能源、数字合作等协议，行程一再被媒体称为“新一轮欧洲访华热”。在这样一条清晰统计线上，立陶宛却几乎没有任何高层互动记录，存在感与2019年前相比明显下降，这种落差在国内政商界被多次提及。

2月3日这一天，立陶宛内部出现了两种公开表态：总统瑙塞达对外释放修复对华关系的意愿，同时强调合作存在“风险”；而新总理鲁吉尼埃内则在随后24小时内直言外交路线“犯下严重战略错误”，这种前后不一的信号，在本就只有不到300万人口的立陶宛引发了新一轮讨论。

回看数据最集中的节点还是2021年8月，那次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决定，是立陶宛在与中国建交30年后做出的重大调整。1991年建交文件中明确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份文件已存续超过30年，因此名称更改被不少国际法学者视为对原有承诺的突破，而非一次普通的“牌匾替换”。

当时的决策团队判断，小国如果想放大话语权，就要在价值观议题上“走前一步”，希望借此在欧盟27国内部刷出与众不同的标签。配合这一思路，一些国内文件中陆续出现“中国构成安全风险”等措辞，被视为向美国和部分欧盟伙伴释放“政治立场清晰”的信号。

然而中国很快以降低外交关系等级、调整经贸安排等方式回应，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从大使级降到代办级，贸易数据也迅速反映变化。多家媒体援引海关统计称，立陶宛对华出口在个别月份一度同比下滑约80%，部分对华依赖度超过50%的企业被迫暂停订单，这种数字上的剧烈波动，让抽象的“价值选择”瞬间变成具体的经营压力。

同时，中欧班列线路调整，中转点从维尔纽斯改向其他城市，意味着立陶宛在至少十几条物流线路中的节点地位被替代。过去宣传中经常提到“地理枢纽”的定位，在最新几版政府宣传材料中出现频率明显降低，与此同时，港口吞吐量和过境货运量的增幅也不再是对外宣传的重点。

在多重压力下，欧盟层面曾为立陶宛在世界贸易组织发起一项争端解决程序，希望通过多边机制回应相关经贸摩擦。这个案子启动于2022年，持续时间接近2年，但到2023年底欧盟正式撤诉，公开文件中给出的理由是“相关当事方在双边层面取得进展”，这一结果让部分立陶宛政界人士感到支持力度与当初预期存在差距。

美国方面的态度则更多停留在口头声援和个案经济合作上，虽然签署过若干价值在数亿美元级别的投资意向或援助计划，但与立陶宛在对华贸易中损失的长期市场空间相比，能否形成1:1的对冲始终存在争议。国内不少评论开始用“算总账”的方式，重新衡量这一步棋的成本收益。

在这种背景下，新一届政府上台后调整文件措辞，把“中国构成安全风险”的表述从官方政策文本中删除，这一动作在立陶宛国内被视作一次“路线微调”。鲁吉尼埃内在接受采访时，用“像一头撞在火车头上”形容早期决策，这个比喻虽然形象，但也传递出一个信号：继续硬扛的代价可能超过承受能力。

她同样点出一个很具体的事实：在整个欧洲，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目前只有立陶宛这一个国家，其他欧盟成员国普遍沿用“台北”字样来控制政治含义，这种“唯一性”在外交上既容易被放大，也容易放大风险。

立陶宛国内工商界对数字变化最为敏感，一些商会统计显示，受到影响的企业涉及制造、运输、农产品等多个行业，员工人数动辄上千。多家企业负责人在公开场合提到，如果能恢复到2018年前后的贸易规模，就业和投资预期会更稳定，这样的现实诉求为政策调整增加了来自经济层面的推动力。

反对党阵营则从程序角度质疑当年的决策流程，指出在2021年做出代表处命名决定时，国会层面的充分辩论和风险评估不够，支持和反对票数差距不大，说明社会共识并不牢固。几年之后，当结果以80%出口下滑、班列不再停靠等数字呈现出来，要求“重新审视”的声音自然增多。

站在总统视角，瑙塞达在2月3日那次表态中，一方面表示希望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看到潜在风险”，这种两面兼顾的表达，既回应了国内部分担心对华过度依赖的声音，也保留了未来继续调整空间。从2020年他就任总统算起，任期已过去4年多，如何在修复关系和维持政治立场之间寻找平衡，是一项持续考验。

而中国方面的立场始终围绕一个中国原则展开，相关发言人在多次记者会上重申，这一原则是中立建交的政治基础，不属于可以谈判的“变量”。在被问到立陶宛近期表态时，外交部门回应强调，关键不在于说了多少次“希望修复”，而在于是否拿出改名、实质降级等具体举措，这种强调“行为而非话语”的思路，与过去几十年中国在类似议题上的处理方式保持一致。

从国际关系视角看，一些研究者把立陶宛这段经历当作“小国参与大国博弈”的案例研究，课堂上常拿2021年那次命名事件和1991年的建交文件做对照，讨论在地缘格局变化、经济体量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小国如何识别“高风险动作”。对于只有几百万人口、GDP总量在欧盟中排位靠后的国家而言，每一次战略试验的代价都可能在统计报表上放大。

与其说立陶宛是“受害者”，不如说是主动选择了一条高波动路径，然后在几年间经历了从“声量高”到“参与度低”的落差。欧洲访华热潮中，至少3个以上曾经与中国存在不同意见的国家，仍然在2025年内安排了高层互访，并在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推进项目，而立陶宛却要先解决代表处命名、文件措辞等基础议题，才能谈下一步合作，这种时间差本身就是一种成本。

一些欧洲外交官在匿名访谈中提到，欧盟内部现在更看重的是供应链安全、能源价格、技术合作等“可量化指标”，而不是谁在价值观表态上走得更远。2022年至2026年期间，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仍维持在数千亿欧元规模，说明即便存在分歧，大多数成员国仍选择通过对话与合作管控矛盾，这一趋势也间接影响了立陶宛的政策再评估。

从北京角度看，立陶宛问题并未被放入“欧洲整体关系”的主轴，而是被视作一个需要单独处理的例外情况。只要代表处命名和政策定位这两个核心点缺乏实质调整，双方关系就难以恢复到2019年前的状态，这一点在多次公开表态中都被提到。

对立陶宛而言，现在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与美国和欧盟的紧密政治联系的同时，修复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贸渠道。2023年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期待在对华经济合作上“至少部分恢复”，但在安全和外交议题上仍持相对谨慎态度，这种“分领域差异化期待”也在考验政府的政策设计能力。

这场从2021年延续到2025年的外交波折，让外界看到，小国在大棋盘上每走一步，都很容易形成可以被反复引用的“案例”，从1991年建交、到2021年命名、再到2025年承认失误，每一个年份都被写进研究报告和媒体长文之中。至于下一步会走向完全修复、部分缓和，还是长期维持一种“低水平往来”，目前还难用一个简单公式算出答案。

在更长时间轴上，如何在原则、利益、舆论和现实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或许不仅是立陶宛需要思考的题目，也会成为其他人口规模不足千万、经济体量占全球比例不到1%的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反复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