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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万物皆循周期演变,资产轮转一如阴阳相生。资产配置的精髓在于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而平衡变动的密码隐藏在市场风险偏好的周期规律中,这不仅是现代金融的法则,更是“反者道之动”的古老东方智慧,在资本浪潮中的生动回响。
2013~2016年、2017~2021年我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两轮完整的风险偏好周期,每轮周期均遵循“极致保守→温和回暖→快速抬升→系统性回落”的演化路径,对应现金、债券、股票、商品的配置优先级依次切换。
在经历了2022年风险极度厌恶、2023~2024年债券收益率持续下降、2025年A股创十年新高之后,2026年的市场正随着风险偏好提升,清晰地迈出从股票到商品的关键一步。
资产配置的隐藏线索——风险偏好周期
无论是追求稳健的普通投资者,还是侧重增值的专业机构,其配置决策的底层逻辑本质上都是对风险与收益的动态权衡——有时愿为更高回报承受波动,有时则倾向以保守配置换取确定性,而这种差异化的风险选择背后,潜藏着一条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核心线索: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指标,而是具有周期性特征,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从保守到激进、再从激进回归保守的完整波动轨迹。这种波动绝非随机无序的市场情绪宣泄,而是受多重关键因素的共同驱动:
经济基本面的冷暖变化,决定了市场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基础;
宏观政策的松紧调整,通过流动性供给与政策导向重塑风险收益比;
市场预期的边际变动,则会通过资金传导放大偏好的起伏;
此外,地缘冲突、行业变革等外部冲击,也会触发风险偏好的短期剧烈波动。
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作用,让风险偏好形成了清晰的周期性特征。而这种周期性波动,又会直接穿透资产价格的表层涨跌,深刻影响股票、债券、商品、现金等各类资产的相对吸引力,进而重构市场的配置优先级。
对于想要做好资产配置的投资者而言,认清这条隐藏在宏观指标之外的线索,恰恰是突破配置瓶颈、实现风险可控下收益优化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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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周期驱动之下,大类资产呈现出清晰的轮动顺序:
周期往往始于极致保守阶段,此时市场的核心诉求是规避不确定性,保住流动性成为首要投资目标,现金及类货币资产的表现也最为突出;
随着经济和政策预期逐渐企稳,市场整体的风险容忍度开始温和提升,投资者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来获取稳健收益,资金也随之从现金类资产转向利率债、高等级信用债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当风险偏好进一步走高,市场的逐利倾向增强,资金会流向收益弹性更高的股票资产,权益市场也由此成为配置核心;
而当投资者不再满足于权益市场的收益上限和杠杆限制时,便会将目光投向商品期货这类更高风险、更高杠杆的品种,追逐超额收益。
不过,万物皆有盛极而衰的规律,风险偏好的扩张一旦突破基本面和流动性的支撑边界,就会触发偏好逆转,市场重新回归现金占优的阶段。
在风险偏好周期的资产轮动中,除了顺次推进的“相生”逻辑,还存在贯穿全程的“相克”制衡关系——不同资产核心属性对立,资金在其间此消彼长。货币与股票的互相克制来自风险和收益的矛盾,市场风险偏好保守的时候,现金类资产的高流动性、零风险属性压制股票,而市场偏好上升到股票占优的时候,“存款搬家”的现象随之出现,现金资产的表现变弱;债券和商品的相克关系来自通胀和利率,因为债券的表现依赖低通胀、稳利率的环境,而商品价格上涨往往伴随通胀升温、利率上行,二者在“通胀-利率”的逻辑下此强彼弱。
这种相克关系既是约束周期过度扩张的制衡力量,也是推动周期盛极而衰的核心推手:当某类资产因风险偏好过度扩张脱离基本面时,其相克资产的吸引力会快速提升,推动资金回流、周期逆转。
大类资产“顺次相生、反向相克”的轮动规律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经济周期理论与资产配置实践的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已完整经历了2013~2017年和 2018~2021年两轮资产轮动周期,当前正处于第三轮周期的风险偏好提升阶段。
过去的两轮周期,不仅完整覆盖了风险偏好从极致保守到过度扩张、再到逆转收缩的全过程,还经历了流动性宽松与收紧、政策加码与退坡的完整切换,为当前的资产配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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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1年两轮风险偏好周期比较分析
2013—2017年的风险偏好与资产轮动呈现清晰的顺次切换特征:
2013年监管收紧叠加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引发“钱荒”,市场风险偏好降至极致,现金及等价物成为核心配置,资金全面撤离股债市场;
2014年政策转向稳增长、流动性宽松落地,风险偏好温和回暖,资金向债券市场迁移,开启债券牛市;
2015年流动性泛滥推动风险偏好快速抬升,催生杠杆牛市,股票成为配置核心,但由于监管收紧,证监会清理场外配资行为,权益市场泡沫快速破裂,资金迫切寻找其他高收益资产;
2016年供给侧改革发力叠加需求托底,资金从股市转向商品市场;
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立“防控金融风险”核心任务,市场风险偏好回落,资产配置最终回到货币占优,完成一轮周而复始的风险偏好周期。
2018—2025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延续了2013—2017年风险偏好驱动下的资产轮动规律,遵循“现金→债券→股票→商品”的完整轨迹,但是受到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呈现资产轮动节奏加快的新特征。
2018年周期起始阶段内外因素交织,风险偏好二次探底。内部监管收紧资管新规落地,打破刚兑、限制嵌套与通道业务,影子银行收缩引发信用紧缩;外部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全年四轮加征关税,出口预期恶化。GDP降速至6.6%创28年新低,市场受避险情绪主导,资金纷纷逃离风险资产,现金、高等级债券成为避险首选;
2019年~2
020年一季度风险偏好温和回暖,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六稳”,2019年央行三次降准一次降息,科创板注册试点,共同推动风险偏好回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9年初的3.2%下行至2020年4月的2.5%。尽管2020年疫情初期风险偏好骤降,但这只是外部冲击下风险偏好的短期回调,全球量化宽松快速落地后,二季度市场风险偏好迅速修复,资金涌入股票,主要股指触底反弹,科技股表现强势
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
2021年
“双碳”
战略推进,能耗双控严格执行叠加房地产
“三道红线”深化,煤炭、钢铁等周期品种供给收缩,引领大宗商品普涨;
2022年国内疫情控制,俄乌冲突爆发,美联储激进加息,股债双杀、商品分化,风险偏好再次被压缩到极致,完成一轮紧凑的轮动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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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ind、东吴期货研究所
两轮风险偏好周期的核心共性构成了转型期市场风险偏好波动的完整逻辑,呈现出这样的规律:
第一,轮动时长3~5年,2013~2017年周期历时5年,2018~2021年周期历时4年,两轮周期均完成了“保守→回暖→激进→回落”的完整风险偏好变化规律。尽管在第二轮周期中贸易摩擦、疫情、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因素的频繁介入,打破了首轮周期的平稳切换节奏,引发风险偏好短期波动,却并未改变周期运行的整体趋势。这为投资对标当前阶段,判断风险偏好周期环节,调整资产配置提供了锚点。
第二,风险偏好的切换由政策触发,第一轮周期中2013年钱荒、2014年定向降准、2015年宽松加码、2016年供给侧改革;第二轮周期中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2018年“六稳”定调、2019年宽松政策及科创板试点推进、2021年“双碳”战略与房地产三道红线实施,都分别驱动资金向现金、债市、股市、商品迁移,政策是判断风险偏好阶段的关键辅助。
第三,商品占优阶段主导品种发生转变,2016年仍处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地产与传统工业是需求核心,商品基本面驱动在于经济复苏与供给收缩,能源与钢铁在商品阶段表现最为强势;2021年之后,随着房地产见顶和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化,地缘摩擦与全球货币宽松强化了贵金属配置价值,新能源革命重构了有色金属的需求逻辑,主导品种从能源工业品转向贵金属和新能源相关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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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周期定位与资产配置:从股票到商品
新一轮风险偏好周期正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持续演进,从极致风险规避逐步转向主动追求收益,同样遵循“货币→债券→股票→商品”的轮动轨迹。
2023—2024年,全球通胀见顶回落,市场对央行政策转向宽松的预期升温,资金从现金端流出,涌入利率敏感的债券市场,风险偏好温和修复,开启债券牛市。
2024年9月24日释放宽松加码信号,为股票行情开启序幕,2025年债券牛市步入尾声,叠加美联储降息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落地,资金寻求更高收益弹性,风险偏好进一步抬升,推动股票市场成为配置核心。
与此同时,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为风险偏好转向商品提供政策信号。
2026年,风险偏好周期迈入权益牛市下半场与商品牛市全面展开的协同共振阶段,市场风险偏好仍处于上升期,核心在于政策利好和增量资金的入市:
一方面,“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延续稳增长、提质增效主线,财政扩支出、增配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延续减税降费及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扩大内需与新质生产力;货币保持适度宽松,释放流动性并精准支持科创、中小微领域,压降融资成本,形成财货协同发力格局。2025年12月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CPI与PPI温和回升,宏观经济复苏预期持续强化。
另一方面,多路增量资金正持续涌入A股,为市场提供强劲支撑,1月12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再创新高,突破3.6万亿。中长期资金作为“压舱石”加速入市,六部委方案推动险企、社保、年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在房地产深度调整背景下,居民理财不再扎堆房产,A股的赚钱效应正吸引居民储蓄逐步流向股市,当前正处于风险偏好周期中股票压制现金“存款搬家”的阶段。截至12月31日,上证50指数、沪深300股息率分别为3.13%、2.72%高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86%,推动资金向高股息股票、公用事业等领域迁移,形成配置的替代效应。外资流入通道更通畅,QFII/RQFII新规及互联互通优化提升外资配置便利性,同时A股估值性价比和人民币汇率优势正在放大吸引力,当前沪深300滚动市盈率14.5倍,远低于纳斯达克指数的42.3倍和标普500的29.8倍,同时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美元走弱,叠加我国出口表现强劲,人民币汇率大概率持续升值,这也会不断吸引外资增配人民币计价的A股资产。
大宗商品市场从局部结构性上涨转向全品类主升浪,依托供需优化、政策发力与外部流动性宽松的共振,可以抓住三大主线:
其一,新经济领域带来确定性增量需求,新能源汽车、AI算力中心、储能等产业的快速扩张,大幅提升铜、锂、白银等品种的长期需求,叠加部分品种供给端受限形成的供需缺口,构成核心上涨动力。
其二,贵金属受益于流动性宽松与避险属性双重赋能,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推动实际利率下行、美元走弱,全球地缘风险加剧与“去美元化”下的央行购金潮,黄金、白银等品种迎来价值重估,且供需失衡进一步强化上涨弹性。
其三,传统周期品迎来“反内卷”政策反转机遇,钢铁、煤炭等行业通过产能约束、治理无序竞争等政策优化供需格局,此前低水平价格战带来的估值压制逐步解除,行业盈利与价格有望同步修复。
值得强调的是,2026年股市顺周期板块与商品价格共振,而商品涨价带来的盈利改善将进一步提振上游企业股价,权益与商品在风险偏好上升期形成正向循环。
周期往复,阴阳相生,风险偏好的核心律动始终是资产配置的底层密码。2026年“股商协同共振”的新格局,既是历史周期演进的必然延续,亦是相生相克逻辑的当代印证,锚定从股票到商品的切换主线,循周期而动,便能在资产轮转中把握核心机遇。
No.6757 原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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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照银 董亦凡
作者简介:吴照银东吴期货首席投资官;董亦凡东吴期货宏观研究员。
本文仅作参考 入市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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