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云雾，看见十位先生，中国文化的星空更完整、灿烂

《与谁同坐》是诗人、作家汗漫的最新散文集，塑造了徐玉诺、董作宾、刘半农、许地山、张元济、吴昌硕、朱生豪等十位先生的群像，他们身份各异，或是诗人、考古学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是画家、翻译家、电影导演，或是园林学家、琴人，一概是“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语）。在这部书中，汗漫将小说、书信、随笔等多种文体手法，引入散文文本，以独特的笔致，叙写人物，观照时代，使文本充满在场性和诗性感染力。而在致敬十位先生的同时，作者紧密联系个人经验，让历史与当下，形成共生、对话关系，直抵历史与人心幽深处。

自2020年开始，汗漫用四年时间完成这部书。谈到写作这部书的初衷时，他说，选择写这十位先生，一方面，从最年长的画家吴昌硕，到最年轻的琴人成公亮，恰好能够串联起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史，表达知识分子在启蒙、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的思考和选择，这为我们面对当下的新疑难、新挑战，能提供启示和定力；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巨擘，有情有义有才华，“值得被叙述、被敬重、被追崇”。

1月31日，“那些在长途上行进的先生——汗漫《与谁同坐》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诗人、小说家邱华栋，作家、评论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汗漫围绕这部以现当代十位文化大家为书写对象的散文集展开讨论。

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汗漫认为与梁启超、鲁迅等举世皆知的思想巨人相比，“这十位先生的‘能见度’不高，似乎没有‘破圈’，处于一种被遗忘、忽视的境地，但他们实际上都是五四以来中国叙事的重要细节，拨开云雾，看见十位先生，中国文化的星空才完整、灿烂”。

韩敬群以唐诗类比：“唐诗的天空中不但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有一些小诗人也很厉害……王之涣和张继这样的诗人跟李白、杜甫共同构成了唐诗灿烂的天空。”我们应该“发潜德之幽光”，将那些不为人们所知的非常有境界的人的光芒找出来。

徐可认可汗漫选择写作对象的独特眼光。他以许地山为例，大众通常只知道他的作品《落花生》，却对他在故宫文物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知之甚少。因此，他认为汗漫“把这些不为人们所知的先生们的故事挖掘出来、打捞出来特别有意义”，这项工作如同拂去尘埃，让“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的这些先生的事迹、他们的精神，被今天的人看到，被我们继承”。

邱华栋则将书中的十位先生比作被薄沙掩盖的黄金。“他们仿佛被一层沙子埋起来的一块黄金，汗漫轻轻一吹，金子就从沙子里露出来，放射着无穷的光芒。”“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到更加熠熠闪光的文化大师以及他们在各个领域的创造，这样也恢复了文化的尊严和文学的意义、价值，同时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里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哪些人是重要的、哪些人的人生需要凝视。”

《与谁同坐》不仅是对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梳理与呼唤。汗漫在书的后记中将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精神概括为“君子、士、大人、先生、侠、知识者”。“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出自苏轼的名句，徐可呼吁在浮躁的当代社会重拾君子精神。韩敬群则对“君子”与“先生”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先生”一词更具温度与人间气息：“‘君子’很好，那是让人仰视的。‘先生’让我们觉得很亲切。”他分析道，“先生”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双重意蕴：既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崇高敬意，又承载着平易近人的自嘲与亲切。从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白居易称“醉吟先生”，到杜甫称呼困顿的友人郑虔为“广文先生”，皆可见“先生”是有人间烟火气的。书中人物如朱生豪，不仅以翻译莎士比亚而闻名，也因写下“今早醒来甚是想你”等数百封情书而显得鲜活可感。

汗漫回应说，这十位先生，是书中的主角，但每一个先生周围，都有师长、同道、学生、知己，与其同坐同行，从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比如，张元济先生周围，是郑振铎、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献保护同志会’诸君子；陈从周先生周围，是俞振飞、贝聿铭等大家。在先生们身上，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郑振铎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民族文献、古文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汗漫认为，“元气与精灵”，就是我们的文脉，“而文脉正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文脉如果断了，一个民族的命脉就不存在了。十位先生及其同道，正是在时代的关键时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后生晚辈是受益者，理应也成为创造者”。

提到汗漫多年的创作，2000年之前他主要写诗歌，2000年以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散文写作，邱华栋认为：“‘汗漫’是广袤无垠的空间，作家以此为笔名，反映出他散文写作的一个美学特征，既有大地般的宽广，又有那种浪漫漫溢的诗性，两种特性结合起来构成了他文字的气质。”但同时，汗漫的作品“又收得住”，因其“有一种对文化本身的敬仰，这种东西就像石头一样，把他牢牢镶嵌在大地上”。徐可认为汗漫的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义散文”的方向：“他的文风是一种冷静的、沉静的、克制的语言，没有抒情腔。”他强调：“没有‘抒情腔’，不是没有‘抒情’。中国散文有着伟大的抒情传统，为什么发展到21世纪我们就要抛弃这一传统？其实我们要研究的是散文应该怎样抒情的问题。人们反对的是那种过度、虚伪的抒情，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所说的‘为文而造情’。”他还举孙犁为例，指出，孙犁晚年的《书衣文录》写得极其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着很深的感情。针对当下“文化散文”的一些争议，徐可指出：“文化散文、历史文化散文大有可为，关键是怎么去写它。作家不能当史料的搬运工，不能炒冷饭，一定要有所寄托，而且要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韩敬群认为，《与谁同坐》的价值在于“给大家提供了人生的文化的鞋子、马匹和舟船”，当现实生活中缺乏精神指引时，“尚友古人”便成为一种可能。

回到年轻人究竟该如何选择与谁同坐？汗漫解释道：“与谁同坐”，是一个疑问句，主语是谁，呈现出一种开放性。主语如果是“我”，“我”与谁同坐？那就与书中的先生同坐吧，这样就有了前行的勇气和后盾；主语如果是书中的“先生”，他们与谁同坐？他们是与中国的将来同坐，这样才有了危机感和行动力，去废墟上种花，在喧嚣中坚守，而非趋利避害、隐逸自安，“于是，我们和先生们，都成为明月清风了——由新月逐渐成长为明月，迸发出最强的光辉，即便最后凋残了，还会有新一轮月亮接续升起；清风则能够催促花朵授粉、结果，大地才生机勃勃。如此，一个时代永远有希望，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国度永远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