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拒绝走亲戚，90后“表演式”过年，我们失去的何止是年味

如果用一个画面或者一段旋律来唤醒你对春节的记忆，会是什么？

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是刘德华那首循环播放的《恭喜发财》，是街头巷尾音像店里卓依婷甜美的闽南语贺岁歌，是乡村集市上紧挨着春联摊位的磁带摊，红红火火，喧闹嘈杂。那时候，只要这些歌声一响，你就知道：年，真的来了。

当时光的列车驶入2026年，我们猛然发现，那个记忆中早已刻入骨髓的“年味”，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撤退”。

00后直言“不想走亲戚”，90后在家庭群里“应付式”抢红包，曾经让无数游子魂牵梦绕的春节，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长假”。这场关于春节的集体心理变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社会真相？

那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缩影。对于他们来说，外面的世界只是手段，回乡才是目的。就像纪录片《归途列车》里那位父亲所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是“乡土中国”最后的倔强，回家，是为了寻找一种确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但今天，这种“悲壮感”消失了。高铁的普及让千里之遥变成了几个小时的通勤，更重要的是，回家的意义变了。

现在的春运，对于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90后、00后来说，不再是一场必须完成的“朝圣”。

正如社会学观察者所言：过去的春运是一个“目的”，你必须回到那个原点；今天的春运只是一个“经过”，我们都在流动的社会里，寻找片刻的喘息。

对于老一辈来说，不回家过年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在城市扎根的二代移民，故乡的概念正在模糊。当老家的长辈逐渐离去，那个曾经维系着几十口人大家族的纽带断裂，回乡，便成了一次没有任何期待的“例行公事”。

如果说春运是物理距离的迁徙，那么发红包就是心理距离的博弈。

在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里，压岁钱是神圣的。

而现在，红包变了。

在一些保留传统较好的地区，比如广东、福建，红包依然叫“利是”，金额不大，图个吉利。但在更多地方，红包变成了一种“人情负担”和“财力展示”。

长辈给晚辈发红包，起步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也要掏出积蓄来维护这份“体面”。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更像是一场尴尬的“等价交换”——你给我孩子500，我还你孩子600，多出的100是面子。

更扎心的是“断亲”现象的出现。现在的00后、90后，平时与亲戚毫无往来，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几次。他们发出了灵魂拷问：“为什么我要给一个平时根本不联系、也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亲戚家小孩发红包？”

于是，一种新的“电子民俗”诞生了——集五福、抢群红包。 支付宝数据显示，集五福活动累计吸引了超过10亿用户参与。在微信群里，大家发着几块钱的“拼手气红包”，抢得不亦乐乎。

这或许是年轻人对传统春节人情网的一种无声反抗：我们可以互动，但请不要越界。

曾经的除夕夜，是一场盛大的集体仪式。

在客家人的记忆里，年夜饭从杀鸡开始，无鸡不成宴，孩子们争抢着公鸡漂亮的尾羽做毽子；在北方人的记忆里，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有人擀皮，有人调馅，硬币包进饺子里，谁吃到就是一年的好运。那时候，准备年夜饭的过程，比吃本身更重要。

而现在，家庭小型化了。 三口之家的年夜饭，简单到甚至显得冷清。预制菜上了桌，或者干脆去饭店订一桌。那个“忙碌一下午，只为一顿饭”的温馨场景，随着母亲的老去和生活节奏的加快，逐渐成为了奢侈品。

如今，春晚成了“背景音”（BGM）。

不是春晚不好看了，而是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统一的“时间刻度”来确认彼此的存在了。以前我们通过看同一个节目来确认“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通过在各自的屏幕前刷着不同的内容，确认“我是自由的”。

每一年，社交媒体上都会刷屏：“今年的春节好无聊”、“年味越来越淡了”。

大家必须聚在一起，商量这一年的大事，通过拜年、红包、吃席，将这张关系网编织得更紧密。

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原子化的城市社会。

对于00后和90后来说，如果那个亲戚不能提供情感价值，那么维持这段关系的必要性就几乎为零。

所谓的“年味淡了”，其实是那种基于生存依赖的“强关系”解体了。

老一辈怀念年味，怀念的是那种“被需要”和“有归属”的安全感； 年轻人逃离年味，逃离的是那种“被审视”和“无意义”的社交负担。

我们必须承认，记忆中那个鞭炮齐鸣、走街串巷、热热闹闹的春节，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现代、更加便捷，个体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00后的不想走亲戚，90后的应付式过年，本质上是一代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人的春节。

它不再是沉重的宗族仪式，而是一个简单的、属于自己的假期。 或许少了一些热络的烟火气，但多了一份尊崇内心的自由。

在这个流动的时代，只要心有所安，哪里都是过年。提前祝大家，新的一年，快乐万岁，健康万岁，自由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