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元年的关键抉择，北宋为何废除双重指挥，创设招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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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二月，朝廷下了一道紧急调令，夏竦被免职，韩琦和范仲淹被降职，夏守赟接任“兼缘边招讨使”。

这道看似普通的人事调整，背后藏着北宋边防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

当时的西北边疆已经乱成一锅粥，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接连惨败，朝廷上下都在琢磨一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守住这条防线？

宋朝建国之初就沿用了北周的老办法，用节度使分治西北各路。

这套体系在太平年代还凑合，可一旦遇上西夏这样的硬茬子，问题就全暴露出来了。

仁宗庆历元年，朝廷干脆把节度使改成了经略安抚使，四路分治的格局就此确立。

这个调整其实透着两层意思：一是疆域确实缩水了，二是边防必须军政合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各管各的。

从双轨到单轨的艰难探索

本来想着双重指挥体系能互相制衡，结果发现这招根本不灵。

康定元年二月那次大调整之后，两个月夏竦又接了回来，夏元亨当副使。

到了1041年4月，陈执中被任命为“同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曹琮做副使。

你看这头衔，长得吓人，实际上就是想让两套班子互相看着点，可现实很骨感。

两个指挥系统摆在那儿，谁听谁的？决策效率低得要命，打仗的时候你推我我推你，相互掣肘。

1041年10月，朝廷终于看明白了，夏竦和陈执中同时被罢免。

这标志着双重体系彻底失败，边防指挥必须统一高效，这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认识。

很显然，朝廷需要一个新办法，1041年10月，庞籍被任命为鄜延路招讨使，这是第一位招讨使。

紧接着11月，王仲宝管环庆，李昭亮管秦凤，葛怀敏管泾原，都是招讨副使。

王信当了鄜延路招讨都监，定川寨那一仗打完，王信升任鄜延路招讨副使，狄青接手泾原路招讨副使。

文彦博先在泾原路，后来改到秦凤路当招讨使，滕宗谅、张亢分别负责环庆路和泾原路。

最后范仲淹、韩琦、庞籍三个人一起执掌“陕西四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招讨使的权力清单

这个招讨使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官？说白了就是“差遣”，哪儿有战事往哪儿派，没仗打就不设。

编制倒是挺固定：随军转运使1人，参议官1人，干办官3人，随军干办官4人，书写机宜文字1人。

范仲淹用人比较灵活，他请田况、孙沔当判官，欧阳修、张方平当掌书记。

范仲淹发现都部署司“官员众多、意见难以统一”，干脆上书建议“止下经略招讨司”。

这一改，招讨使和总招讨使就并存了，权力集中了，办事效率自然就上来了。

招讨使具体管什么？军事指挥是头一件。

1041年5月，夏竦“候陈执中至，领兵出巡边”，1040年8月，范仲淹和葛怀敏“领兵驱逐塞门等虏骑出境”。

同年9月，范仲淹派狄青、黄世宁攻打芦子平，打了个大胜仗。

军事建设也不能落下，1040年8月范仲淹“募弓箭手，给地居之”，还让周美修缮金明寨和万安城。

庞籍在浑州川桥子谷修筑招安寨和桥子谷寨，1042年3月，范仲淹筑大顺城，人事权也在招讨使手里。

1040年8月，范仲淹举荐段少连“才堪将帅”，范仲淹和庞籍一起举荐周美“除鄜延都监，迁贺州刺史”。

参与朝政更是常事，1041年12月韩琦弹劾秦凤钤辖高继元，1040年8月，范仲淹批评单纯按官职高低安排迎战是“取败之道”。

同年10月，他建议把鄜城县改为军，减免百姓远输赋税的负担。

1042年6月，韩琦上书讨论录阵亡将士子孙为官的利弊，民族外交这块儿，招讨使同样得管。

1041年春天，范仲淹处理元昊派人来和谈的事，劝他归附。

对羌族部落，范仲淹笼络得很到位，“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为汉用”。

1041年7月，曹琮“常加存抚，其酋长能立劳效者，优与补官”，1042年2月，韩琦奉命跟唃厮啰沟通，防止他跟西夏勾结。

处理归降的事也归招讨使，1042年5月环庆路招讨司独立处理了西夏团练使闹罗归降的事。

搞不清为什么之前的双重体系会失败？其实道理很简单，打仗的时候最怕指挥不统一。

两个婆婆管一个媳妇，媳妇听谁的？招讨使制度成功就成功在职责明确、权力集中、因事设职、灵活高效。

范仲淹、韩琦这些人不是光会打仗，政务、外交样样在行，这才让招讨使制度真正发挥了作用。

北宋西北边疆职官调整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从节度使到经略安抚使，再到招讨使，每一步都是被逼出来的，但也是主动求变的结果。

双重指挥体系的失败证明了边防指挥必须统一高效这个硬道理，招讨使在军事、政务、外交多个维度的成效，大大减轻了宋朝边境压力。

如此看来，北宋西北边疆职官制度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智慧。

制度设计必须符合实际需求，权责必须清晰明确，人才选拔必须唯才是举。

这些经验放到今天，依然值得琢磨，毕竟边疆治理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

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空话，他在边塞的实际作为，才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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