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清晨四点，天还没亮，李成吉就摸黑起床了。他轻手轻脚地扛起锄头，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门外，整个村庄已经苏醒——生产队的哨声还没响，但家家户户的煤油灯都亮了。在这个朝鲜东北部的农村，人们的一天总是从黑暗开始。
同一时刻，二百公里外的平壤，他的弟弟李成哲正在大学生宿舍的硬板床上翻身。六点，起床号会准时响起，他还能再睡两个小时。
他们的妹妹李英玉，十七岁，此刻正借着灶火的微光，默背政治课本。她梦想着明年春天——那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机会。
这是朝鲜咸镜北道一个普通农家的一天开始。在这个家里，三兄妹正走向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决定他们去向的，不是才华或努力，而是一张纸——户籍证明。
李成吉今年二十五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人生轨迹简单得像田埂一样笔直——出生、长大、在生产队劳动、结婚、生子，然后继续劳动。
“我每天的工分是9分，全劳力。”李成吉说这话时，脸上有种朴素的骄傲。在朝鲜农村，工分就是一切。它决定你能分到多少玉米、多少稻米、几尺布票。李成吉的妻子负责照料集体农场的菜地，一天挣7分。他们的大儿子六岁，已经开始在田间拾穗，也能换点工分。
但工分制度背后是残酷的现实：去年因为雨水不足，收成不好，李家年底结算时，工分只换来了勉强糊口的口粮。开春时，李成吉不得不偷偷把母亲结婚时的银簪子拿去黑市，换了些玉米面。
李成吉的梦想很实际：今年风调雨顺，年底多分些粮食，给妻子买件新衣裳，让孩子多吃几顿饱饭。
弟弟李成哲是村里的传奇。五年前，他以郡（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消息传来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这是十年来，村里第一个考进平壤大学的人。
“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李成哲回忆，“父亲把他最好的一套衣服给了我，虽然穿在我身上还是大了一号。”他带着全村凑的鸡蛋和干粮，踏上了开往平壤的火车。
大学生活在最初是震撼的。平壤的宽阔街道、高楼大厦、地铁、少年宫……一切都是新鲜而令人敬畏的。作为大学生，他每月能领到18公斤的粮票，比农村的家人吃得还好。毕业后，他将被分配到城市工作，自动获得城市户口——那是无数农村人梦寐以求的“商品粮”身份。
但李成哲也有自己的压力。在学校，他明显感到自己与城市同学的差异——他们从小学习俄语和钢琴，谈论着他听不懂的外国电影和音乐。他必须付出双倍努力，才能勉强跟上。每年寒暑假回家，看着哥哥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他都会感到一种复杂的愧疚。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叛徒，”他私下对朋友说，“我跳出了农门，但我的家人还在那里。”
妹妹李英玉正处于人生的门槛上。明年春天，她将第三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前两次，她都落榜了。
在朝鲜农村，女孩的出路比男孩更窄。考不上大学，基本上只有两条路：留在农村劳动结婚，或者——如果长得足够漂亮——想办法嫁到城里。李英玉长得清秀，是村里公认的“美人胚子”，但她想走第一条路。
“我想像二哥那样去平壤。”她说。每天干完农活后，她会躲在仓库里学习到深夜。煤油灯珍贵，她常常借着月光看书。她的课本是二哥用过的，边角已经磨损，上面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
但现实很残酷。朝鲜大学的录取率极低，而对农村学生来说，录取率更低。去年，整个郡只有三个农村学生考上了大学，其中只有一个女孩。
母亲已经悄悄为她准备了另一条路：镇上一位远房亲戚认识一个在元山市工作的工人，三十岁，丧偶，愿意考虑娶农村姑娘。“那人有城市户口，”母亲劝她，“嫁过去，你就能吃商品粮了。”
李英玉咬着嘴唇不说话。她见过那些嫁到城里的女孩回娘家的样子——穿着城里才有的化纤裙子，带着白糖和饼干，但眼睛里总有一种疏离和疲惫。她知道，那样的婚姻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名字，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属品。
中秋节的晚上，李家难得团聚——李成哲从平壤回来了，带着用节省的粮票换来的两斤猪肉。
饭桌上是罕见的丰盛：一点猪肉炖白菜，玉米饭，自家腌的泡菜。父亲默默地给三个孩子夹菜，然后说：“成吉今年工分挣得不错，成哲在学校受表扬了，英玉……再努力一年。”
三个孩子低头吃饭，各怀心事。
李成吉想着明天要去修的灌溉渠，盘算着能不能多挣半个工分。
李成哲看着哥哥粗糙的手，想着自己抽屉里那张即将到手的大学生业分配通知书——他很可能被留在平壤。
李英玉默默地数着日子，离明年的高考还有一百八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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