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河北有个叫陈发的研究员,胆子肥得很,直接给萧克将军寄了一封挂号信。
这信可不是什么求字画、攀交情的客套话,而是直接冲着55年前的一桩“铁案”去的——冀东抗联司令高志远被枪决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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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那个年代给这种级别的案子翻旧账,没点硬货那是真不敢张嘴的。
陈发在信里说得挺直白,意思就是当年定高志远“叛国”的证据,看着有点悬。
这封信就像一颗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子弹,虽然没了火药味,但撞击力依然生猛。
萧克将军收到信后,没发火,也没立马回绝,而是盯着这信足足沉思了大半年,这反应本身就挺耐人寻味的。
这事儿要是搁一般人身上,估计早就回一句“维持原判”把这茬给揭过去了。
但历史这玩意儿,往往比电视剧更烧脑。
萧克将军后来回了信,还特意附上了一份关键材料——这是当年公审大会检察长杨春甫的回忆录。
老将军的意思很明确,当年杀高志远,那是走了正规程序的:第一,是公开审判,没搞暗箱操作;第二,为了这就显公正,还专门请了个懂法律的专家,甚至拉了个国民党代表来陪审;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条,高志远在刑场上是“认罪”了的。
前两条好查,但这第三条,后来直接演变成了历史版的“罗生门”。
咱们得先扒一扒高志远这个人的底子。
他压根就不是那种根红苗正的典型干部,他是旧军人出身,身上带着一股子浓重的江湖习气。
那时候抗联的日子苦啊,缺枪少粮,还要被鬼子围剿,高志远这种过惯了舒服日子的旧军官,心里头确实犯嘀咕。
按杨春甫和老领导李运昌的说法,高志远是受不了罪,想带队伍去投靠老军阀吴佩孚,去过好日子。
他把旧军队那套“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哲学,硬搬到了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里,这不撞墙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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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昌后来回忆说,公审的时候高志远自己都认怂了,说“大家都不要学我”,承认是想去享福,不想在山沟里吃糠咽菜。
这话听着挺顺理成章的,一个意志不坚定的旧军官,在那种威压下崩溃了,合情合理。
可怪就怪在,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看到的画面完全不一样。
就像一面摔碎的镜子,每个人捡起来的碎片,照出来的都是另一个高志远。
有个叫李炳志的小战士记的清清楚楚,高志远当时叹了口气,说的是:“过去全怪我糊涂,心肝给猪油蒙了,今天算是清醒了。”
这话吧,听着像是忏悔,但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自嘲。
结果呢,围观的村民王福用听到的又是另一码事,他说高志远喊的是:“一步错,步步错…
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哪像个叛徒?
分明是个虽死犹荣的硬汉。
更离谱的还在后头。
有的当事人回忆说,高志远当时喊冤喊得震天响,说自己是“忠良”,还想让政委给中央带话。
战士刘铭听得真真的,他说高志远确实承认联系过吴佩孚,但那是为了给弟兄们“搞点粮饷”,是所谓的“曲线救国”,压根没想真投敌。
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一个动作,是“叛变”还是“筹款”,完全看你怎么解读。
高志远可能到死都觉的自己挺冤:我就是想给部队弄点吃的穿的,怎么就成汉奸了?
这种旧式军阀的脑回路,碰上革命纪律的铁壁,直接就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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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专门请来的法律专家、那个国民党的陪审代表刘绍襄,其实都是那个时代为了追求“程序正义”做的努力。
但在战时状态下,意图投敌和实际投敌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
高志远的悲剧就在于,他试图用江湖规矩来挑战新时代的铁律。
关于高志远最后时刻最传神、可能也是最接近真相的描述,来自后来学者的一份考证。
在那篇文章里,高志远既没有痛哭流涕,也没喊什么豪言壮语。
他只是在公审会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扔下一句:“服!
崩吧!”
这三个字,太像他这种旧军人的做派了。
一声“服”,是对自己政治幼稚的买单;一声“崩吧”,是对命运无常的最后妥协。
在那样的乱世里,意图投敌和实际投敌的界限,往往就在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就是生死。
萧克将军在1994年的回信,其实是给定了一个基调:无论高志远临死前说了啥,在当时那个严酷的环境下,他的动摇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处理他是为了大局。
但这并不妨碍咱们今天回过头来,去琢磨那些历史褶皱里的细节。
55年的光阴,让记忆出现了偏差,但也正是这些偏差,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粗粝感。
一九三九年12月的那天下午,枪声响过之后,高志远倒在了河北的冻土上,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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