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的移交时刻：权力退后，秩序能否向前

文︱陆弃

加沙的夜晚，很少与“治理权交接”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更多时候，它被炮火、封锁、停电和伤亡数字所占据。正因如此，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1月29日晚抛出的这份书面声明，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沉重——治理权交接已完全准备就绪，只待技术官僚委员会抵达，加沙将进入一个新的管理阶段。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行政通告，而是一次对外释放的政治信号。哈马斯明确表示，所有行政和管理机构已经完成文件移交准备，交接将以“全面、透明、专业”的方式推进，并主动邀请加沙内部各方以及国际组织全程监督。对一个长期处于战争、封锁与高度政治化环境中的地区而言，这样的措辞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

治理权的交接，从来不是一纸文件可以完成的动作。尤其是在加沙，这片土地早已被多重力量反复塑形。哈马斯自2007年掌控加沙以来，既是政治力量，也是事实上的治理者。如今提出将日常治理事务交由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负责，意味着权力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微妙但重要的调整。

技术官僚委员会的构成并非临时拼凑。由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阿里·阿卜杜勒哈米德·沙阿斯领导，15名成员覆盖卫生、教育、地方政府、司法和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这些领域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也不直接触碰军事议题，却决定着加沙居民能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水、电、学校、医院、法院，这些看似平常的系统，在加沙却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边缘。

哈马斯在声明中强调，这是其对巴勒斯坦人民承诺的体现。这种表述，显然不仅面向内部民众，也指向外部世界。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讨论加沙治理问题时，常常陷入一个结构性困境：谁来管、如何管、在什么政治前提下管。技术官僚委员会的出现，试图在政治对立之外，搭建一个以“功能治理”为核心的框架。

这一动作的时点，耐人寻味。加沙经历了持续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基础设施破坏严重，社会承压接近极限。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将部分治理职能交由技术官僚，不仅是管理层面的选择，也是一种现实压力下的制度调适。

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并未宣布退出加沙，而是选择“退后一步”。这一步并不等同于权力真空，而是将日常行政事务与政治、军事角色进行区分。对外界而言，这种区分或许仍然模糊，但在加沙内部，它可能带来一种不同的运转逻辑：公共服务不再完全被卷入政治对抗的漩涡。

监督机制的邀请同样值得细读。哈马斯主动提出接受加沙内部各方以及国际组织的监督，释放出一种罕见的开放姿态。这既是对透明性的强调，也是在为技术官僚委员会争取外部信任。对任何潜在的援助方和国际机构来说，治理结构的可监督性，是参与重建和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

技术官僚并非新概念，在冲突地区更是常被视为一种“缓冲机制”。它不解决所有政治分歧，却试图让社会最低限度地运转下去。在巴勒斯坦内部政治长期分裂的现实下，这样的机制既脆弱又必要。脆弱在于，它随时可能被新的冲突打断；必要在于，没有它，日常生活将彻底失序。

加沙的特殊性在于，治理问题从未只是内部事务。边界、通行、物资流动、能源供应，几乎每一个治理环节都与外部环境紧密相连。技术官僚委员会即便接手全部行政职能，也无法独立解决封锁和安全环境带来的结构性限制。这意味着，它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内部管理能力，也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发生松动。

哈马斯在声明中强调“全面、透明、专业”，这些词汇指向的并不是政治合法性，而是治理合法性。在长期冲突中，政治合法性往往陷入僵局，而治理合法性则更多来自实际效果。能否恢复学校运转，能否稳定医疗系统，能否让地方政府重新发挥功能，这些都将成为技术官僚委员会面临的直接考验。

这一交接，也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技术官僚委员会的领导层背景，与巴勒斯坦传统行政体系存在延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部摩擦的风险。它并不宣称重塑政治格局，却在事实上重构了治理层级的分工。

对外界而言，这一进展很难被简单归类为“突破”或“转折”。它更像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的务实选择。加沙需要一个能够运转的行政体系，这一点几乎不存在分歧。争议在于，谁来赋予它空间，谁来承认它的角色，谁又愿意在现实层面与之打交道。

治理权交接的真正意义，或许并不在于哈马斯是否“放权”，而在于加沙是否获得了一次让秩序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在废墟与封锁之间，任何关于管理、交接、监督的尝试，都显得微小，却也格外沉重。

程序即将启动，文件已经整理完毕，技术官僚委员会正在路上。加沙的未来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在这一刻，权力选择后退一步，让治理走到前台。这一步不一定通向稳定，却为加沙打开了一道并不常见的缝隙，让秩序有机会重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