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最后一个大学生，在35岁生日那天成了外卖员

陈大山把最后一把谷子撒进鸡圈，扶着腰慢慢直起身。清晨五点半，天边刚泛鱼肚白，山雾还缠在半山腰。他摸出老年手机，屏幕碎得像蛛网，勉强能看清日期——腊月廿三，小年。

手机通讯录里只有一个号码，标注“儿”。上一次通话记录是三年前。他拨过去，漫长的嘟声后，是冰冷的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鸡圈里的老母鸡咯咯叫着，挤到食槽边。大山从怀里掏出个塑料瓶，倒出几粒降压药，就着屋檐接的雨水咽下去。去年冬天，他在菜地晕倒，躺了三个小时才被路过收废品的老李头发现。卫生院医生说，再晚点，人就没了。

药瓶见底了。一盒药四十八块五，他得卖三十斤鸡蛋，或者挑五十斤青菜走四里山路到镇上去卖。

“养儿防老？”大山对着空荡荡的院子笑了笑，笑声干涩得像枯叶摩擦。儿子陈志刚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在祠堂摆了十桌。妻子去世得早，他一个人打三份工，把儿子供出了大山。

儿子最后一次回来是七年前，开着小轿车，后备箱塞满城里买的年货。那晚，志刚在饭桌上说：“爸，我在城里买房了，首付八十万，贷款三百万。”大山没听懂“贷款”是什么意思，只看见儿子头顶已经有了白头发。

第二天一早，儿子接了个电话，脸色变得很难看。“公司有事，我得提前回去。”他塞给大山两千块钱，车开走时，卷起的尘土好久没落下去。

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再后来，号码成了空号。

大山扶着墙走回屋里。堂屋正中央挂着妻子的黑白照片，旁边是儿子大学时穿着学士服的照片，笑容灿烂。他摸了摸照片上的脸，轻声说：“你在外面，也难吧？”

陈志刚确实难。

凌晨一点半，他关掉电脑，颈椎发出咔哒轻响。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屏幕上还亮着未完成的PPT。明天——不，已经是今天——上午九点要向投资人汇报，这已经是他改的第七版。

手机震动，是老家隔壁李叔发来的语音：“刚子，你爸今天又晕在菜地了，还是老李头发现的。你得回来看看啊。”

他盯着那条语音，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最终没点开。

点开的是房贷还款提醒：本月应还18654.32元。车贷：4890元。信用卡账单：12765元。女儿幼儿园学费：6800元。妻子下午发来的微信：“学区房的事，中介说这周末得定，不然那套就被抢了。首付还差三十万，你想想办法。”

三十万。他看了看工资卡余额：4721.83元。

十八年前，他背着编织袋行李走出大山时，全村人送到村口。父亲往他手里塞了一沓皱巴巴的钱，最大面额是二十块。“好好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刻在他骨头里。

他确实改变了命运——从农村的贫困，变成了城市的贫困。

211大学毕业时，他以为世界就在脚下。第一份工作月薪四千，他激动地给父亲汇了两千。十年过去，他成了项目总监，月薪三万，却比月薪四千时更穷。薪水永远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孩子的起跑线一年比一年贵，父亲的药费像无底洞，而他自己，已经三十五岁了。

上周公司开会，老板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要优化团队结构，给年轻人更多机会。”会后，HR找他谈话，暗示他“主动优化”可以多拿三个月赔偿。

他突然想起高考那年，盛夏深夜，他在煤油灯下做数学题，父亲摇着蒲扇为他赶蚊子。那时他以为，只要翻过这座山，前面就是坦途。

翻过山才发现，前面是更高的山。

凌晨两点，陈志刚终于改完PPT。他决定走路回家，省下三十块打车费。路过24小时药店时，他走进去，买了和父亲一样的降压药——这半年，他的血压也开始不正常。

手机又震，是妻子：“还没回来？女儿发烧了，39度。”

他跑起来。

在医院急诊室，女儿躺在妻子怀里打点滴，小脸烧得通红。妻子眼睛红肿：“学区房的事……”

“买。”陈志刚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我想办法。”

凌晨四点，女儿终于睡着。妻子也累得靠在椅子上打盹。陈志刚打开手机银行，翻看所有能借钱的渠道。网贷、信用卡套现、甚至想起大学同学群里有人提过的“民间借贷”。

手指滑动时，他无意中点开了李叔下午发来的那条语音。

“……你爸今天又晕在菜地了，还是老李头发现的。你得回来看看啊。”

语音播完，自动播放下一条，是李叔之前发来的：“刚子，你爸的药快吃完了，他舍不得买。上次晕倒后医生说要定期复查，他一次都没去过。我们劝他，他说你在大城市不容易，不能再给你添负担。”

陈志刚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屏幕变暗、锁屏。

锁屏壁纸是女儿三岁生日的照片，笑得没心没肺。他突然想起自己三岁时，有一次发高烧，父亲背着他，在漆黑的山路上跑了十里地到镇卫生所。那时父亲年轻力壮，跑得又快又稳，汗水滴在他脸上，咸咸的。

而现在，父亲晕倒在菜地三个小时，才被人发现。

手机震动，是一条新闻推送：“人工智能已能完成基础编程和文案工作，多家互联网公司开始裁员……”

窗外，城市依然灯火通明。这座他奋斗了十五年的城市，依然没有一盏灯真正属于他。

腊月廿八，陈大山起了个大早。今天镇上有集市，他想把最后一批鸡蛋卖了，凑点钱买副春联。

走到村口时，他看见一辆出租车停下来。车门打开，一个穿着外卖员黄色制服的人走出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那人抬起头，喊了一声：“爸。”

大山愣住了。三年不见，儿子老了太多，背有点驼，鬓角全白了，看起来比自己这个七十岁的人还要憔悴。

“你……你怎么穿这个？”大山指着儿子的制服。

陈志刚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外卖服，笑了笑：“公司裁员，我失业了。送外卖时间自由，能多赚点。”他没说这份工作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不需要“35岁以下”条件的工作。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回家。儿子带来的包裹里有新棉衣、好几种药、还有一堆包装精致的年货。大山一直没说话，直到看见儿子从行李箱底层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爸，这是五万块钱。你先用着。”

“你哪来的钱？是不是又去借了？”大山声音发抖。

陈志刚没回答。他确实借了——用自己那辆还没还完贷款的车做了抵押。妻子知道后和他大吵一架，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学区房的事，自然黄了。

“爸，”陈志刚蹲下来，握住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咱们把地租出去一部分吧，你别种了。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钱。”

大山看着儿子，突然老泪纵横：“是我拖累你了。要是当初没供你上大学，你在村里种地、打工，现在也该娶媳妇生孩子了，不会像现在这么难……”

“爸，”陈志刚声音哽咽，“我不难。真的。”

他撒了谎。但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这半生所有的挣扎——从山村到城市，从学生到白领再到外卖员——从来不只是为了自己。他是父亲全部的希望，是村里人教育孩子“读书有用”的活例子，是整个家族命运改变的象征。

他不能倒下。哪怕送外卖，也得挺直腰板送。

那天晚上，父子俩坐在堂屋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吃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大山把儿子买来的熟食热了热，又炒了一盘自己种的青菜。

“过完年，你有什么打算？”大山问。

“继续送外卖，同时学点新东西。”陈志刚说，“我报了线上课程，学人工智能相关的。总不能被时代淘汰。”

大山听不懂“人工智能”，但他看见儿子眼里有光——那是十八岁少年背着行李走出大山时的光。

深夜，陈志刚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听见父亲在隔壁咳嗽。他打开手机，看见妻子发来的消息：“女儿退烧了。你爸怎么样？”

他回复：“还好。过年回来吗？”

过了很久，妻子回：“年初二吧。”

他又翻到公司HR下午发来的微信：“陈先生，考虑到您的情况，公司决定给您延长三个月赔偿金发放期，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了。”

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他打开外卖平台，查看春节期间的配送补贴。春节值班，一单能多赚十五块。他算了算，如果每天跑十四小时，七天能多赚……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这座他曾经拼命逃离的大山，如今成了他唯一能喘息的地方。而这座山里的父亲，是他无论多难都必须扛起的重量。

凌晨四点，陈志刚爬起来，轻手轻脚地穿好外卖制服。他要去镇上接凌晨的第一批订单——春节期间，镇上的年轻人回来了，外卖订单比平时多。

出门前，他看见父亲房里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大山正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缝他外卖制服上裂开的口子。

“爸，你怎么还不睡？”

“年纪大了，觉少。”大山头也不抬，“你这衣服料子薄，山里风硬，我给你垫块布。”

陈志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深夜，父亲在煤油灯下为他缝补第二天上学要穿的衣裳。

原来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无论走多远，爬多高，摔多重，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总有一个人记得你怕冷。

他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三十五岁的男人，哭得像三岁孩子。

大山缝完最后一针，用牙咬断线头，拍了拍儿子的背：“去吧。路上慢点。”

陈志刚站起来，用力抱了抱父亲——这是成年后第一次拥抱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然后他转身走进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镇上的路灯还没灭，昏黄的光把他黄色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打开外卖软件，系统提示：“您有新的订单，从老街早餐店到西山屯。”

西山屯，是他出生长大的村子。

他骑上电动车，朝镇子另一头驶去。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但他忽然觉得，这条路，他还能再跑很久。

因为路的尽头，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