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硕士疑似被拐卖案：强奸不被起诉背后的沉重现实

律师颜森林指出，和顺事件的困境恰恰暴露了社会保障与救助体系的无力与缺位。“在残障保障、精神卫生支持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刑法被动地成为一种激励工具。通过降低定罪风险，鼓励私人个体接管本应由公共体系承担的照护责任。但问题在于，这种激励的代价，是弱势女性的性自主权被系统性侵害。”

撰文_梅雪

编辑_赵玲玲

平台编辑_cc

山西和顺县公安局的一则“女子卜某走失十三年被收留”警情通报，因刻意回避此前媒体已披露的精障硕士身份和生育事实，引爆了2024年底的舆论场。经过近三年前“丰县铁链女事件”的洗礼，人们不再轻易接受将流浪精障女性带回家同居生子的“爱心”叙事，而是不断追问拐卖和强奸的犯罪链条。

然而，一年过去，和顺县检察院的一纸强奸罪不起诉决定书，再次给了关注者们沉重一击。刑法对精障女性的特殊保护被推翻，让位于对“收留者”张某军行为动机的审查，检方认为其以“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为目的不具有非法性，使他成功脱罪。照顾妻子的老实人，还是恶劣的犯罪同伙？男女双方家属对其评价截然不同。争议之外，被忽视和否定的是“被害人”卜花花的个人意志，和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利。

一些网友更迟来地发现，事发村庄正是晋中市检察院的扶贫攻坚对口帮扶村，而花花家的情况早已受到市检察院扶贫工作组关注，质疑其作为和顺县检察院的上级机关能否做到公正的司法监督。水瓶纪元此前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此案得到公安部督办，但并未追究官员行政责任。

而在更广大的土地上，还有多少被拐卖或“收留”的精障女性，仍在与她名义上的“丈夫”“长期稳定共同生活”？当“与精障女子发生性关系一律判强奸”的家长主义法条俨然失效，留下司法规范的空白和实践的混乱，谁还会去主动发现、上报和救助她们？

这些“天问”，依旧困扰着持续关心该议题的公益行动者们。她们只能学着接受，从政府维稳压力到底层社会观念，拦在她们面前的重重沟壑，不会凭空消失，除了依赖极其偶然的个案曝光，几乎难以跨越，因此也更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建设和解困方案。

难以认定的性侵案

网络舆论发酵后，2024年12月10日，和顺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称，经查，张某明知卜某患有精神疾病，仍与其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涉嫌强奸罪，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时隔一年，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张某军。

“本院认为，被不起诉人张某军与卜某某发生性关系并育有子女，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决定对张某军不起诉。”2025年12月15日，卜令齐接到了工作人员送来的不起诉决定书。

仔细辨认山西省和顺县检察院的落款时间，已经是50多天前，卜令齐愣了一下。他找来的委托律师王文广，代理过轰动全国的“杨妞花被拐案”，当年4月便向和顺检察院申请阅卷，始终未获批准，“没想到最后结果会是这样。”

2024年11月底，因患精神分裂症走失十三年多的妹妹卜花花，终于在网络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被送回了家，却是一副蓬头垢面、营养不良、大小便失禁的模样，无法与燕山大学工程力学硕士的身份联系到一起，她的身边除了“丈夫”张某军，还有12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后来他们才得知，花花还生产过两次，一个夭折了，还有一个送人了——如今，和顺检察院认定，张某军因生活困难，收取4万元抱养费，属于民间送养行为，同样不构成拐卖儿童罪。

2024年12月，在网络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因患精神分裂症走失十三年多的卜花花被送回了家。（图_抖音截图）

卜令齐从不起诉决定书里读出了一丝“美化”的味道。“张某军一直照顾卜某某日常起居、熟悉了解卜某某的生活习惯及喜恶，双方处于稳定的同居生活状态……”

和不起诉决定书一起送来的，还有另两份起诉书，显示2025年12月15日，同村另两位村民张某国和张某林，也因涉嫌强奸卜某而被刑事拘留。随后他们与张某军一同被批捕。

“因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起强奸案均经历了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又“因案件重大、复杂”，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直到8月11日，和顺县检察院作出两份起诉书，张某军的不起诉决定则一直等到10月24日才作出。

在翻阅另两份起诉书时，卜令齐的不解迅速上升为出离愤怒。在检方认定的总共多达七次性侵中，有一次是张某军在家中和张某国喝酒，醉酒后在自家炕上睡觉，对方趁机脱衣服掀开了花花的被子；还有一次，张某林性侵花花时，张某军就在隔壁房，出来看到后斥责了他，对方才离开。

正是这两处细节，让卜令齐感到“性质就恶劣了”，不禁隔空质问，“你是不是同伙了，你是不是允许了，你本身就没把她当老婆来看。现在这么判，我们家属心里能舒服吗？”卜令齐表示，与父亲商量过，考虑到两个孩子，勉强可以理解不起诉张某军，但他们把这三起强奸案看作“连贯的事情”，“因为地点发生在他家，他都没得跑（应该负责）”。

起诉书还显示，张某军的儿子和同学，也曾目睹花花被性侵，这甚至上了微博“热搜”。花花年幼的女儿，则同样未能躲过被村民张某国猥亵的悲剧。

和顺检察院书面声称“听取了被害人家属意见”，但家属方面坚称，检察院从未与他们沟通，两份起诉书家属时隔4个月才拿到，并被告知10天内就会开庭。花花及其家属未被允许旁听庭审，虽然拒绝了法院指派法援律师，但委托律师王文广也未能向他们透露更多庭审情况，何日宣判不得而知，“12月25日当天开完庭出来，王律师相当不高兴，而对方律师哈哈哈在那笑，我们就估计结局并不太好。”

卜家人认为，不管处罚与否，最起码赔偿应该到位，以保障花花后半段的生活，否则难以对判决信服。目前律师已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希望为花花争取侵权损害赔偿。

被忽略的犯罪线索

未被检方提及的犯罪行为或许不止一起，花花是否经拐卖来到和顺，中间有哪些人收买、强奸或虐待过她，始终未被厘清。

据卜令齐透露，花花被家人接走住院一两个月左右，有一天在她清醒的时候，家人问到她怎么去的和顺，她亲口说出，有四五个人两辆车把她从晋中城区弄走了。这回应了他们心底一直以来的疑问：从晋中榆次区到和顺县青城镇，“170多公里路，中间还隔了一座大山，前后几十公里多的路面，连遮阳的树荫都没有，大夏天三伏天，没水源没吃的，你说她是走失的，可能吗，你信吗？”

卜令齐从小核桃处得知，花花在石叠村被郭大娘发现前，曾被另一家人“收留”，“那家老打她，她就跑了，那会儿我们刚见面时小核桃亲口说的”。后来，网友也曾将小核桃在直播时提及此事转告给卜家人。

早在去年1月，长期关注精障妇女权益的公益媒体“自由娜拉”曾公开发文，呼吁和顺彻查花花事件中的拐卖线索。文章提到，小核桃在1月17日恢复直播时透露，花花此前曾被另一户人家“收留”，但因为她有精神疾病，无法承担家务，还有打人的行为，因此这户人家把她“撵出去了”，在这之后，花花来到石叠村附近桥洞，被许多光棍“欺负”（性侵）。

从公路通往石叠村村口有座桥，据小核桃透露，花花流落到此时，曾在桥洞被一些“光棍”性侵。（图_梅雪/摄）

水瓶纪元曾向小核桃核实上述信息，她表示她听人说的是，“花花刚开始流落到青城，有个三四十岁的一个男的，照顾起她来了，那男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可能也是看她可怜，接济她几天，吃个饱饭，但花花性格脾气不好，沟通不了，啥也不会干，人家平白无故养你干什么，所以也不是说人家赶她走，她留不下来。”

小核桃说，在去和顺公安刑侦队做笔录时，曾听同样来录口供的村民提起，花花一路乞讨走到了石叠村，但至于之前怎么到的青城这家人家，她也不清楚。

而据《南风窗》报道，张某军的堂兄弟夫妇回忆，土岭村有个光棍，把花花“占了一黑夜”，发现她脑袋不聪明，又把她“送出来了”。

水瓶纪元留意到，和顺县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并无提到其他男子的“收留”情况，获认定的事实是：2011年5月26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卜某某从晋中市榆次区家中走失，2011年7月中旬左右，和顺县青城镇石家庄村、柳科村村民看到卜某某在附近流浪。2011年7月底的一天，青城镇石叠村村民郭某某在土岭村发现卜某某蓬头垢面，正在路边喝脏水，遂将其带回石叠村家中。数日后的一天，卜某某跟随郭某某去地里干活时遇见张某军，跟着张某军回家吃午饭，此后一直在张某军家生活，两三个月逐渐熟悉之后，张某军与卜某某在家中发生性关系，两人共同生活至案发。2013年2月生育第一名子女后，张某军在村中请客补办婚礼。

反拐志愿者在山西发生过拐卖和“收留”精障妇女婚育的几个农村地区，涂刷反拐宣传标语墙。在和顺县青城镇附近牛郎峪处的标语为“牛郎收留织女，是犯罪不是爱”，直指和顺县作为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牛郎织女文化之乡”的文化符号。（图_读者投稿）

此前，曾有网友对花花“走失十三年”的官方调查提出质疑，因为寻亲视频显示，卜家欢迎花花回家时张贴的横幅上称其“走失十五年”，而卜令齐最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妹妹走失时间是2010年初。水瓶纪元近日向卜令齐求证，他表示是他记错了，警方最后以他父亲日记记载的走失日期为准。

和顺县政府调查组去年12月10日的官方调查通报声称，未发现拐卖线索。卜令齐称，此后和顺方面从未就“拐卖问题”给过他们任何答复。案发后，和顺公安曾经找卜家人问话，但给他感觉所有问题是围绕着调查他们是否有遗弃花花、或造成其走失的嫌疑。

“花花没跟我们提在上一家被打的事，十几年的噩梦，你想她会重提吗？我们就偶然问过一次她是怎么去的，反正她那么说了一句，后面完了再问，她的脾气就上来了。”卜令齐说。对于还能否追溯拐卖和收买嫌疑人的线索，他悲观地直言，“不可能。”

帮助花花成功寻亲的公益人朱玉堂也曾在直播中公开分享过，多年来他接触的寻亲者中疑似被拐卖的太多了，也曾救助过许多类似花花的“被收留的妇女”，此前从未意识到其中可能涉及违法犯罪。有的当事人已经说出了拐卖经过和人贩子的名字，他多次督促家属报警，但对方就是不报案，他也无法强制。

失语的受害者

在张某国猥亵儿童案里，花花未成年的女儿作为被害人提供了证词，而身为精神障碍受害人，花花本人似乎从未接受过公安询问——卜令齐向水瓶纪元确认，公安和检察院方面都没人到医院找过花花，而三份检察院决定书中列出的用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也没有花花的任何陈述。她是起诉书中无声的背景：不是在炕上蒙头睡觉，就是独自在房间床上坐着看电视。

同样的，上述被多人开车带至和顺的情节，也从未有人向花花取证。提及此事，卜令齐连连对水瓶纪元表示，妹妹毕竟是精神病患者，已经被评定为二级精神残疾，“（她说的）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中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不能正常感知或者正确表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对被害人陈述的审查与认定规则参照该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精障女性就应当被排除在取证对象之外。

例如，2022年6月，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公开通报的一则精障女性被拐卖的典型案例中，受害人阿明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在该案中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收买她的男子阿富辩称其性功能不行，没有对被害人实施强奸，但法院采信了阿明的陈述，认为其虽患有精神疾病，但对于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定的感知能力及表述能力，足以证实阿富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最终阿富被以强奸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

只不过，在大量精障女性被拐卖的判例中，像这样采信和记录受害者陈述的只是极少数。

“在司法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结构性歧视以及观念歧视的综合作用下，司法系统不仅不能成为精神障碍女性的最后一层防护，反而使其面临更多的困境。”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熊卓文在一篇分析精神障碍女性性侵害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具有精神障碍的女性作为受害者时经常被过度地质疑她们说出真相的能力，但很少被反思的是：司法工作人员缺乏与精神障碍女性沟通和识别她们话语的专业能力，司法系统也缺少能够使精神障碍女性感到舒适的包容性环境。

这在和顺警方自称“十几年未放弃”替花花寻亲却无果中，也有所体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团队见到花花后，将她接到县城酒店，打理干净，给她买好吃的，当晚用了两个小时的沟通，“像哄孩子一样”，成功让花花在纸上准确写出了父母、哥哥、大学导师和大学闺蜜等名字。警方根据该线索联系上花花家属，才确认了她的身份。

在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团队的耐心沟通下，花花准确写出了家人、大学导师等准确信息。最后写上的“跑”字，引发网友更多花花可能受虐待的猜想。（图_抖音截图）

“好心”的收留者

当花花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流浪中数次被“收留”、驱逐，张某军反而成了当地人口中提供照料的好心人。

小核桃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抖音博主，也是为花花寻亲的发起者。她曾解释，看二叔一家四口可怜，才求助网上知名的寻亲志愿者朱玉堂，希望帮花花找到亲人后，能够为她办理落户、申领低保。在过去的直播和采访中，她不断诉说张某军对花花十几年的照顾，“有感情基础”：

他会带她看病吃药，也会给她零钱去小卖部买零食吃；当她犯病打自己脑袋时，他会去按住她的手劝她别打自己，直到自己的胳膊也被咬破了，一个人坐到门口台阶上哭，听着她的骂声持续几分钟后停歇；当她天冷不愿出院子而在家里门口拉屎拉尿时，自然也是他收拾屋子；在花花寻亲那天“拉在裤子里”后，也是他帮她洗澡、洗臭烘烘的脏裤子……

小核桃说，听村民们聊天说，“当初我二婶看见谁就骂谁，但看见我二叔就不骂，愿意跟他在一块拉拉手，去他家吃饭，让她回（最初收留她的）郭大娘家，她也不回去，就喜欢跟他呆在一块”。她还提到，花花刚找到家人时，住在晋中榆次区的酒店，当看到张某军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准备送他们回学校上学时，花花还跟了出来说要跟他一起回家。“这么多年，又没把她关起来，她如果想走，早就走了。”至于花花身体检查发现营养不良，她辩解道，“我二叔自己也是严重营养不良，家里这个情况，他没法出去打工，只能种种地。农村人还想吃多好？”

石叠村村民郭婶曾帮忙照顾花花的两个孩子多年，为他们上门做饭，她说花花不会管孩子，发病起来还会打孩子或是砸碗。她有着普通农村人的认知，感叹“如果不是有人收留，她早就饿死冻死了”，不认为张某军有什么罪。图为张某军家门口，自案发后，两个孩子一直在学校寄宿，家中大门紧锁。（图_梅雪/摄）

卜令齐此前接受采访称，找到妹妹后，原本想着如果男方对她好也就算了，但随后大量网友联系她反映妹妹在张家的不好境况，于是决定报警，但起初未能立案，直到舆论发酵才扭转。卜令齐的妻子则提到一个标志性的细节：在回家的认亲仪式上，花花一开始见到父亲靠近，非常排斥，直骂“老色鬼”，这令家人不得不审视她过去遭到的对待。但他们之后每次去医院看望花花，只会聊吃喝，从来不问她十几年来在张家的生活状况，他们认为“那是她的噩梦，（再问）纯粹是在伤害她”。

和顺事件曝光之初，许多网友向花花家人反映她在张家的不好境况。（图_网络）

不起诉决定书中的“张某军”，呈现出这样的面目：在外务农打工，在家操持家务，负担一家四口的各项生活支出，熟悉花花的个人生活习惯及好恶，照顾她的个人起居与日常生活，未被发现有虐待她的行为。相反，花花“行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意出入居住的村庄及住所，还常到村中小卖部购买零食，或者在村中与村民闲聊。这一认定主要基于91位证人证言和张某军的供述和辩解。

和顺县检察院称，因张某军家庭生活困难，为其指定了辩护律师。小核桃表示，二叔去年种地挣了1.8万元，和家人交代过不愿请辩护律师，希望把一万块钱拿给花花看病，剩下八千元留给孩子吃喝，“但是联系不上花花家，我们打电话过去都不接”。卜令齐则说，没有他们的电话，案发后都由和顺地方政府“操办”，与张家人“三观不合”，再无联系，至今未收到任何赔偿。

令卜家人难以理解的是，不起诉决定的新闻曝光后，和顺政府部门没有承诺如何帮他们解决花花的医疗和生活保障问题，反而打电话来要求家属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据卜令齐介绍，花花目前长期住在精神病院，一年下来费用有三万多元。他平时做水电装修工作，近年行情不景气，接活时有时无，甚至不够日常开销，基本攒不下钱来，目前靠积蓄维持花花的医疗费用，父亲快80岁了也还在工作。

“收留”是否应判强奸

和顺县检察院审查认定，卜某某2011年5月从家中走失时即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曾于2009年3月至6月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2024年12月24日，经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卜某某患精神分裂症且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公共卫生学者林欣格外关注精障女性受侵害问题，对于和顺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她虽然感到“完全不合理”，却并不意外，“事实上，这可能是现在司法上的通行做法。”她曾查询过相关研究和判例，比如著名的沈阳李润案：

2001年7月，李润在汽车站将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刘某带回家，后一直同居并生育一子，2003年李润被举报涉嫌强奸罪而被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李润明知刘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无性防卫能力仍与之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李润上诉后，二审改判无罪。二审法院认为，刘某愿意与李润一起生活，两人已有感情基础，李润能够悉心照顾刘某和孩子，双方已建成的同居关系，李润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强奸罪。

该案一审的判决依据来自1984年关于办理强奸案的司法解释：“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但它在2013年已被废止。自李润案后的二十多年里，类似“收留”事件被刑事立案后，是否应判强奸的争议，多次引起媒体关注，却始终难有定论。

熊卓文在上述论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在立法层面关于性侵精神障碍女性犯罪的规定一片空白，无法可依，因此在实践中的处理较为混乱，容易走向两种极端：

或对精神障碍女性过度保护，认为其缺乏足够的同意能力，通过极高难度的问卷测试，对其设置比非精障女性更高的同意标准，阻碍了她们正常性活动；或对同意能力欠缺的精神障碍女性，自作主张地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她们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由而推定其同意，替代其作出决策。例如，对婚内性行为，有观点认为推定其同意，能起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否则其配偶面临刑罚，精神障碍女性会失去原有的庇护，从而流离失所，甚至会造成其子女的生存困境，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这种刑法家长主义的呈现非但不利于解决精神障碍女性性侵害问题，更助长了否定其独立性的观点。”

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对强奸罪构罪的主观要件也存在争论。以陈兴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具有奸淫目的才使行为具有非法性，才能被纳入刑法规范，而张明楷等学者则认为，强奸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性自主权，只要行为人违反妇女意志与之发生性关系，无需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奸淫目的，都应被认定为强奸罪。

在对三起强奸案审查起诉时，和顺县检察院分别指出，村民张某国和张某林“在明知被害人卜某精神异常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而张某军与卜某某“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见面后两三个月，双方逐渐熟悉之后”，便是暗示张某军的主观目的不是奸淫，而是“为了和卜某某组建家庭共同生活”，因此认为其行为“与强奸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律师颜森林更认同上述争论意见中的后者。他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和顺县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是对强奸罪法益保护逻辑的根本动摇，也释放出一种与“丰县铁链女事件”形成的来之不易的社会共识背道而驰的“危险信号”：与无法表达真实意愿的精障人士发生性关系，甚至结婚生子，只要形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不存在明显的虐待、拘禁等情形，就可以不被作为犯罪处理。

“路上抢一个女的就可以当老婆，抢得久了就合法化了，这肯定是荒谬的。但很多男性普遍觉得，精神障碍女性的性权利没有那么重要，收留她们给她们口饭吃就很好了。”林欣也认为，“收留”精障女性同居生子这件事本身是错的，应该形成社会共识，否则“解救”这类女性就无从谈起。

林欣正在思考如何建立侵害精神障碍者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家暴和拐卖受害者，都适用于强制报告制度，她认为有必要将精障人士单独提出，出台司法解释，而不应在反家暴法的框架下解决，“虽然2025年11月最高检明确了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是女性法学家们多年推动的方向，有其进步意义，但对于精障女性被强迫婚育的特殊情况，婚姻关系无效，不应视同于家庭成员。”林欣期望能制定侵害精神障碍者案件强制报告的实施细则，明确界定“收留”精障女性强迫婚育的侵害情形。

“我们不愿看到在司法实践中，精障女性的‘性同意’原则要为‘父权家庭制’让路。”“自由娜拉”近日呼吁，在适用强奸罪之外，国家应将“强迫婚姻”（包括事实婚姻）刑事化，例如参考英国法律规定，对于因精神障碍而无法同意结婚的人士，任何令其结婚的行为，无需考虑是否有胁迫因素，都构成强迫婚姻。

公益媒体“自由娜拉”自去年和顺事件曝光以来，持续追问并呼吁彻查其中的拐卖线索。（图_网络）

“收买型强奸”与“卖子型强奸”

此前，2023年4月的“丰县铁链女案”判决，仅判定董某民犯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而没有刑期更高的强奸罪，也曾引起网络非议。“婚姻家庭、生儿育女，这些因素不仅不应当再成为遮蔽收买人罪恶的理由，反而是应当按照加重型强奸惩处的原因。”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曾在评论该案的文章中提出“收买型强奸”概念，“只有充分考虑到‘收买型强奸’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适用强奸罪的法条。”

在丰县案判决中，董某民仅被判犯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曾引起网络非议。（图_网络）

他认为，收买妇女罪是后续强奸行为的预备犯，从自始违背女性意志的买卖行为，完全可以合理推定后续的婚姻及婚姻中的性行为均违背女性意志。而强迫他人成为生育工具的强奸，应当作为强奸罪中的“其他严重后果”从重惩罚。

现实中，收买和收留有时只有一线之隔。在“铁链女事件”几次“反转”的调查通报中，最初董某民父亲被认为是“收留”了流浪乞讨的小花梅，后经省级调查组调查才证实是“收买”。在她被查明的三次拐卖中，第二个“卖家”是一对经营饭店的夫妇，当时小花梅自己离开了第一个“买家”，被他们“收留”了一个月，而后又“卖”给了将她带去丰县“转卖”给董家的人。

“自由娜拉”曾检索大量拐卖精神和智力障碍女性的司法案例文书后分析发现，其中不乏精障妇女先被“收留为妻”，剥削完性价值后，再被“丈夫”转手卖人，获得剩余的经济价值，堪称“用完即弃”。多个案例还显示，精障妇女的“商品价值”与其生育能力紧密相关。买家甚至会提出预先“验货”，带到医院检查，一旦发现该妇女无生育能力，就会要求退货，为了顺利得到“退款”，买家必然默许“转卖”行为。

反拐志愿者小草则从接触的一些个案中感到，“收留”精障女性后多次生育并“卖孩子”的行为，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模式性”。

例如去年，她在山西岢岚县探访过一位精障女性，据当地居民爆料，她生育了8个孩子，其中三个被“卖”，“有两个各卖了10万元，另一个卖了30万元”。其“丈夫”平时游手好闲且嗜酒，自称是在太原打工认识把她带回老家山村，他也承认三个孩子“给人抱走了”，收了“万儿八千”。当她向山西本地志愿者了解发现，他们早已接到过该线索，但一到那里就被地方政府部门施压劝退，这两年他们逐渐决定，如果不是家属求助的个案就不接了。

她还了解到，湖南邵阳县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个“老光棍”把一个15岁的精障女孩带回家，连年在家生产了12个孩子，其中四个死了，五个被“卖”，男方自称是“送养”，每个拿了五千到一万元左右的“营养费”。该女子居住条件恶劣，有严重的妇科病。两年前，一家公益服务机构发现这个情况后，公开发布了视频，县政府连夜介入要求撤下，却未对当事人做任何处理。当事人儿子从政府处得知后，还在机构官网留言要起诉侵害隐私，该机构不得不妥协，并决定以后不会再在该地开展工作。

在强奸罪之外，和顺张某军同样涉嫌“亲生亲卖型”拐卖儿童犯罪。和顺县检察院审查认定，2015年7月，卜某某在医院生育一婴儿，张某军考虑到家庭生活困难实在无力抚养，欲将孩子送养他人，经人介绍了一对夫妇，其儿子儿媳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有领养孩子意愿。张某军在医院与他们见面协商，考虑到这家人工作稳定、经济条件较好，遂收取4万元抱养费后将孩子送养。

检方认为，张某军因生活困难将子女送养他人属于民间送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判定依据主要来自2010年《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但该意见也指明，“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也是支持认定拐卖成立的考虑情节之一。

女权博主“维她时代”指出，4万元对于一个赤贫男村民来说是一笔巨款，显然具有极强的营利属性，而将其解释为“营养费”的逻辑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某军的行为对卜某某本身就是‘非法占有’，他卖掉的孩子本质上是售卖‘犯罪产物’。”

这也是卜家人情感上很难接受的地方，质疑“送养”二字同样有“美化”嫌疑。谈及花花与两个孩子的关系、是否有可能等孩子长大后照顾母亲为其养老，卜令齐激动地说，“这不可能，不用想，我不可能让我妹妹回去”。他认为此事的性质是强奸生子，与正常婚育不同，目前孩子留给男方家管，他们不会过问，花花住院期间也从未提及孩子，“这本身对她就是迫害和打击，不堪回首的事情。”

村镇县市层层默许

公众起初感到讶异的是，十几年来，花花不仅“躲过”了人口普查，疫情年间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以及国务院要求的“全面清理黑户”，在“黑户”和非婚状态下生下多个孩子，就连2022年“丰县铁链女事件”后，公安部在全国部署为期一年的专项打拐行动，要求各地排查智力和精神障碍女性生育情况，花花依然被“漏”过了。

小核桃不断表示，花花流浪到他们家后，因为她有精神疾病，家人就报过警，十几年来他们也不间断地帮她寻亲，比如在县城广播站、报纸上都做过公告。网友起初都不愿相信，直到和顺县公安局早于警情通报之前发布的正面宣传通稿被扒出，其中写道，“十几年来，帮助其（卜某）寻找家人的工作从未放弃”，民警曾多次去其家了解情况，对其采血并进行全国人像比对核实，“却一直未能确定其身份”。

2024年12月，和顺县公安局曾发布官方宣传通稿，称过去十年间替花花寻亲的工作从未停止。（图_网络）

事件或暴露出公安寻亲工作过度依赖“DNA打拐数据库”。据此前媒体报道，花花的哥哥和父亲也在2021年左右采血入库，为何双方没有及时比对上，至今官方没有回应。

此外，据小核桃透露，张家人报警后，花花见警察害怕，不愿与之沟通并动手打人。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此时警察可以将其送至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或送往救助站，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做。

水瓶纪元采访小核桃得知，2016年左右，花花也曾对她说过“燕山大学”以及哥哥的真实名字，但因为她时不时问她家庭信息，花花有时也会乱写，令她分辨不出真假，加上问她想不想回家时她说“不想”，当时年纪尚轻的她就没当一回事。小核桃说，花花会拿她的书看，会说苹果、香蕉、猪等简单的英语词汇，但更难的就不行了，她一直知道花花有文化，只是没想到文化程度这么高。当初，正是她评价花花的一句无心之言——“毕业了31岁都没有工作，是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无用的人”——点燃了网络的怒火。

公开资料显示，除了公安部门外，市检察院、当地妇联也都早已知道花花的情况。2023年和顺县公安局公开发布的诚信建设典型案例中，有一则《小小户口本，承载警民情》，记载了和顺县公安局接青城镇石叠村扶贫工作组申请，为张某军时年5岁即将到上学年龄的女儿办理出生证和登记户口。其中提到其妻子为精神病患者，无法表达身份信息，以“毛某花”名字登记，在和顺县指导站生育一女。和顺县公安局人口中心、青城派出所，曾会同晋中市交警支队、市检察院扶贫工作组进一步座谈商讨上户事宜。值得一提的是，石叠村组所在的土岭村，正是晋中市检察院的三个对口帮扶村之一。去年事件曝光后，该通稿已被删除。

澎湃新闻“七环视频”曾引述和顺县公安局在县政府官网公开的为花花女儿上户的宣传稿。（图_网络）

而小核桃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提到：当地的妇联爱心协会曾来到二叔家，看两个孩子可怜，捐助了2000元，二叔就想让妇联帮忙寻找花花的家人。后来妇联人士告诉小核桃，可以求助专做公益寻亲的志愿者朱玉堂。后面的故事发展，超出了她的想象。

卜家人感到特别不满的是，花花刚刚离开和顺住院时，当地村干部强行要求前来慰问，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张某军）把他们一家照顾得很好”。而反拐志愿者小草近年最难忘的一个个案，发生在山西吕梁，一位精障女性拐卖案告破，当地公安却以“娘离不开娃、娃离不开娘”的话，劝服她的父母让她留在了收买者家中。

失灵的社会救助制度

颜森林指出，和顺事件的困境恰恰暴露了社会保障与救助体系的无力与缺位。“在残障保障、精神卫生支持严重不足的现实下，刑法被动地成为一种激励工具。通过降低定罪风险，鼓励私人个体接管本应由公共体系承担的照护责任。但问题在于，这种激励的代价，是弱势女性的性自主权被系统性侵害。”

和顺事件曝光后，颜森林延续丰县事件期间的行动路径，公开发文表示已向和顺县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包括和顺县贯彻《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的实施细则、各年度实施方案和各部门反拐工作考核结果。

颜森林告诉水瓶纪元，去年年初，自称和顺县政府办公室的法务人员曾微信联系他，提出让他收下1500元删帖，同时“再转他一点钱”，被颜森林明确拒绝，后来的投诉删帖请求也未获微信平台支持。和顺县政府最终于2月15日逾期向颜森林寄送了答复书，仅公开了实施细则的文件，“无视”对各年度实施方案的申请，考核结果则因“ 属于⾏政机关内部事务信息”而不予公开。

“提出申请时，我已经有预期，考核结果肯定会以各种理由不予公开，如果给领导做了考核，谁做得不好就很明显。”颜森林称，在晋中市政府确认和顺县政府逾期信息公开的行为违法后，他继续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复议结果是，确认了和顺县政府并未单独制定各年度反拐实施方案，而考核结果则被认定为由党委部门组织实施，不属于政府信息。“相当于从源头上加了一层风险隔离，避免因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原因后续被要求公开。”

不过颜森林认为，这次信息公开申请的行动，还是实现了一定效果，“根据国家反拐行动计划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如果不存在，就有理由批评和顺县政府没有履行行政职责。我感觉各级政府情况应该跟和顺县差不多，省级政府先制定实施细则，然后市、县一级抄省政府的，后续就没有真正重视和跟进，懒得每年再做方案。”

中国在2014年宣布建立临时救助“全覆盖”制度。符合生活无着、乞讨人员救助条件的，县级人民政府需按有关规定提供临时食宿、疾病救治和协助返回等救助。官方统计资料显示，自2020年以来，全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每年救助女性数量，从2015年的最高60.3万人次下降到6万人次上下。

一位在一线城市从事流浪者救助工作的公益人告诉水瓶纪元，近年来，一些地方派出所不太重视对走失的精智障人士的救助，只要他们不存在伤人或自伤行为，就不会去管，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有生命尊严、有家人在寻找的个体去看待，他们可能长期在城市火车站、广场等地流浪，但也没有纳入人口普查。但也有关心精神障碍者权益的人士提出，如果流浪精障者并没有处在需要被解救的险境中，离开家庭或生活地可能也是他需要的状态或生活机会，防范走失风险也需要与尊重精障者的出行和人身自由取得平衡。

现居北京的张女士曾在2009年冬天在吉林老家救助过一位走失的精障女性。她向水瓶纪元回忆，那是入冬最冷的几天，恰逢周末，她把这位不到60岁的女性送到县救助站。救助站一面墙贴满了几十个工作人员照片，除了一个值班老头，几十个房间都是空的。没想到周一救助站站长便打来电话，质问她为什么把人送他那，并声称“这个妇女可能是本地的，送到这里她家人会找不到”。在张女士坚持下，救助站接收了这位女性，几天后通过其回想起来的地址，联系到几十公里外的家人把她接走。后通过其家人了解到，她是在精神病院家人为其挂号时走失的。

“中国大城市的救助机构我不了解，但估计小地方的救助机构，大多如我老家一样只是为了安排就业或申请资金建立的，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救助机制。”张女士说，救助站也只有在外部监督下才能起到作用。

她认为，在要求法院判罚“捡老婆”的人、给他们普法不敢再这么做之外，或许更应该直指政府在这类事件中的缺失，不允许民间介入进行救助，没有能存续的公益机构监督政府，“政府从来不怕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被惩罚，单纯惩罚收留者，不会有整体改变。”

（为保护受访者安全，报道对部分信源做了模糊处理；文中卜花花、卜令齐、林欣、小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