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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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复国主义

作者：Oliver Zinn

在我的校园里，没有容得下相信和平的人。

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话语中，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争取建国的诉求，往往被描绘成彼此对立、不可调和的道德立场。但作为一名左翼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始终相信“两国方案”的人，我并不觉得同时“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有什么困难。

然而，在我的校园里，几乎没有这种中间立场的空间。

在波士顿大学，我发现政治立场偏右的同学，既不认同所有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的理念，也缺乏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基本事实的理解。而我所认识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则主张通过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合并、抹去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身份，作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正义方式——这种立场与我所理解的中东最和平出路并不相符。在我看来，最可行的道路是：以色列继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存在，同时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作为一名在校园里被政治立场孤立的人，我逐渐意识到：坚持“不同民族能够和平共处”这一更宏大的理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困难。但与此同时，它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

出于好奇，去年秋天我参加了一次波士顿大学共和党学生组织的会议，并参与了一场关于加沙的讨论。在那里，我听到两位犹太同学表达了令我深感不安的观点。

其中一位核心成员表示，他希望以色列强行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迁走，但又担心如果他们前往欧洲避难会造成什么后果。他甚至以玩笑的方式谈论可能出现的难民危机，显然将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整体——视为不如犹太人和白人欧洲人那样值得道德关怀的群体。

另一位有以色列背景的学生反驳了他的说法，表示她希望巴勒斯坦人有一天能够在以色列旁边拥有自己的国家。但她同时认为，由于阿拉伯世界长期的“拒绝主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必须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在她发言后，我指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领导层已经支持“两国方案”数十年。更重要的是，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明确提出：只要落实两国方案，并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作出一定妥协，阿拉伯世界就会承认犹太国家的存在。

但我的话无人倾听。她坚持认为巴勒斯坦人以及多个阿拉伯国家仍然致力于摧毁以色列，并将我引用的一些资料斥为“反犹太主义宣传”。

我在校园里认识的、对巴勒斯坦问题持相似立场的少数民主党人，反应也几乎相同。由于我们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有意义的讨论几乎不可能发生。

我与左翼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交流更为频繁，也通常更为平和，但同样充满挫败感。

在一次随意的交谈中，一位朋友告诉我，她通过一个教会团体参与了反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并询问我对以巴冲突的看法。我告诉她，鉴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大屠杀中所遭受的苦难，犹太人理应在以色列拥有自己的国家。我补充说，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足以满足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即便这并非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

她反驳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永远不会接受一个仅限于1967年边界的妥协方案。对此，我向她提到一项2012年的民调，显示被占领土内略微过半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而该倡议正是通向两国方案的路径。即便在以色列多年僵持不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腐败的背景下，仍有相当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

因此我认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重新致力于这一解决方案，或许能够逐步推动巴勒斯坦公众舆论回到十年前的状态，并与巴勒斯坦人合作，将被占领土建设成一个具备生存能力的国家。

随后，另一位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加入了讨论。他从纯粹的道德立场出发，否定两国方案，并主张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替代路径。他表示，欧洲人已经基本离开了他们在非洲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因此生活在以色列的“定居殖民者”也应当如此。

当我指出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实际上极其血腥时，他回应说，在他的设想中，没有任何犹太人会被强制驱逐出巴勒斯坦——只是许多人可能会选择自行离开，而不是成为一个阿拉伯多数国家中的少数群体。至于在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是否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一关键问题始终未被正面回应。

我对他的情绪表示理解。1948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创伤至今仍在；当然，许多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仍然会设想如果那片土地从未失去会是怎样的情形，并渴望其回归。正因如此，我才相信：巴勒斯坦人理应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拥有自己的家园，就如同以色列人理应拥有他们在1948年建立的国家一样。只有通过两国方案，这两个深陷对立与痛苦的民族，才有可能彼此为邻、和平共存。

然而，我所接触到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以巴冲突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一方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他们只能想象一种未来——巴勒斯坦建国必须以以色列的牺牲为代价。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我在右翼阵营中遇到的许多学生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右翼希望最终获胜的是以色列一方。

研究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校园内部的分裂所带来的最痛苦后果之一，就是社会孤立感。我对此深有体会。如果在波士顿大学真的存在某种中间立场，那么多年来，它始终未曾向我显现。

但我仍会继续寻找下去，无论我的信念在这个问题上多么让我在左右两派中都显得格格不入。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推动中东的和平，就必须相信：立场迥异的人之间，理性而清醒的对话依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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