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银行沉浮录：填补空白、直面短板与突围之路

在中国广袤的县域经济版图上，村镇银行如同一张细密的金融毛细血管网，肩负着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激活县域经济末梢的重任。2007年，首家村镇银行诞生，此后18年间，其发展历程交织着探索的成就与成长的阵痛。

一、功绩：农村金融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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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服务空白，下沉服务触角：

截至2025年5月末，全国共有村镇银行1482家，覆盖了31个省份超过90%的县域地区。村镇银行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难以有效覆盖的偏远乡村。典型案例包括四川、贵州等地机构创新的“流动服务站”、“无抵押信用贷”等模式，切实打造了“家门口的银行”服务体验，资产规模也从数千万到两百多亿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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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支农支小，践行普惠定位：

坚守“小额、分散”原则是村镇银行的核心特征。2024年数据显示，其单户5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高达85%，户均贷款余额仅为30.5万元，涉农贷款占比稳定在70%左右。这使其成为小微企业和农户重要的融资渠道。例如，四川某村镇银行推出的“农机具抵押贷款”，有效解决了无房产农户的生产性融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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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竞争机制，激活市场活力：

村镇银行凭借灵活高效的审批机制和差异化的本地服务，对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形成了良性竞争压力。如栾川民丰村镇银行推出“3天审批10万元贷款”的快速通道，显著提升了农户融资效率。这种竞争格局促使农村金融市场逐渐从以往的单一主体主导不断向“双法人共舞”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挑战：发展中暴露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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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偏离，“离农脱小”隐忧浮现：

部分机构未能坚守支农支小的初心。据公开报道，有12家村镇银行被查出将约4亿元本应用于“三农”领域的贷款违规投向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非农领域。2024年央行报告指出，约7%的村镇银行被列为高风险机构，其中因“垒大户”（过度集中放贷给少数大客户）导致不良贷款攀升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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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

村镇银行普遍规模较小，平均资产规模不足10亿元，资本充足率常徘徊于监管红线附近。2024年，在外部冲击下，部分农户和小微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导致部分银行不良率攀升至2.5%左右。同时，其普遍缺乏有效的风险缓释工具和手段。此外，科技投入滞后制约发展，约70%的机构仍依赖手工统计，数字化转型步履维艰。

三、破局：改革与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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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重组，优化行业结构：

自2024年以来，行业整合加速，已有超过150家村镇银行通过吸收合并、解散等方式退出市场。典型案例包括：河北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吸收合并4家同业机构；内蒙古农商银行通过整合93家农信机构和26家村镇银行，实现了风险的集中化解与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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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弥补运营短板：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关键突破口。目前，约85%的村镇银行已上线移动端金融服务，线上贷款业务占比从15%提升至35%。例如，四川自贡某村镇银行应用“电子信贷合同”技术，将审批流程从7天大幅压缩至2天；其部署的反欺诈平台，全年成功拦截风险交易高达9.56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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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护航，引导回归本源：

监管层持续强化定位引导，明确要求村镇银行“当年新增可贷资金90%投向当地”。同时，积极推动支农再贷款、税收减免等针对性扶持政策落地。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其“支农支小”的核心定位，鼓励村镇银行聚焦服务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

结语：微光与征途

村镇银行的18年发展史，堪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进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它们以平均30余万元的微小贷款，托起了无数县域家庭和小微主体的生计与发展希望。然而，其与生俱来的规模劣势与运营短板，也让其在复杂的经济浪潮中颠簸前行。

无论是通过市场化重组整合提升韧性，抑或借助科技力量弥补短板，再或是更坚定地回归“支农支小”本源，村镇银行的生存与发展，最终取决于其能否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定位，它们的未来，将深刻影响中国县域经济的金融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