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衢江沿线棚户区搬迁：居住权与滨水生计如何获得延续性保障？

导读：衢江的晨雾中，连绵的棚户区在驳船的汽笛声中醒来。老船工赵大伯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门前的石阶直通江面，这里是他祖孙三代居住、也是他摆渡生涯的起点。不远处，王婶在临水的吊脚楼里生起炉火，开始准备一天的小吃生意，主顾多是码头的工人和船民。对他们而言，“家”与“生计”是浑然一体、依河而生的存在。如今，“航运整治与滨水更新”的规划图覆盖了这片区域，整体搬迁势在必行。

补偿方案可以计算他们房屋的面积，但赵大伯和王婶们最深切的忧虑是：搬进整齐划一的安置楼房后，我们与江河的脐带被剪断，赖以生存的船工手艺、临水小生意该如何延续？法律和政策，能否在保障他们“住有所居”的同时，也为他们“业有所依”的滨水生计，铺设一条延续的通道？

1、棚户区居民权益的双重维度：居住权与生计权

棚户区征收补偿，传统上聚焦于居住权保障，核心是“住房条件不降低”。然而，对于衢江沿线这类特定群体，他们的权益具有鲜明的复合性：

居住权：对现有简陋但具有区位便利（临水、近工作地）住房的依赖。

生计权（滨水生计依赖）：其职业（船工、搬运工、渔业）或小生意（临水餐饮、船舶维修、小卖部）高度依赖于滨水的地理位置、特定的社区网络和客户群体。搬迁可能导致其技能、经验和客户资源的失效，生计模式面临崩溃。

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主要针对居住权和一般经营性损失补偿，对于这种“生计方式”或“职业生态系统”的延续性保障，缺乏明确的规定和工具。

2、单纯住房安置的局限与生计断裂风险

若采取“纯货币补偿+异地商品房安置”或“统一建设安置小区”的常规模式，对棚户区居民可能造成：

生计成本剧增：远离江河，可能导致通勤成本大增，或使基于家庭（前店后家）的小生意无法维持。

技能与资源贬值：船工、码头工人的专业技能在新社区无用武之地；临水餐饮的老顾客群流失。

社会网络解体：基于地缘、业缘形成的互助网络被打破，增加其在新环境中的脆弱性。

因此，补偿安置若只解决“住”的问题，而忽视“业”的延续，可能导致部分居民“住进楼房，生计无着”，陷入“有房住却没钱生活”的新贫困，违背了征收应保障长远生计的原则。

3、构建“居住-生计”一体化保障机制的法律与政策创新

实现居住权与生计权的双重保障，需要在补偿安置方案中融入社会发展视角，进行系统性设计：

安置模式创新：从“异地安置”到“就近或功能替代安置”：

规划“滨水生活延续区”：在新规划的滨水空间中（如绿带、休闲步道旁），专门规划一片 低成本、小尺度的经营安置区，以优惠租金或产权置换方式，优先安置原棚户区中符合条件的船民、临水商户，使其能继续从事与水上文化、旅游服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提供“生计嵌入型”安置房：在安置房设计中，考虑部分家庭的需求，预留可兼作小型作坊、家庭民宿或便民店的底层空间或特殊户型。

补偿内容拓展：设立“生计转型与发展专项基金”：

在房屋价值补偿、搬迁补助之外，从项目资金或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设立专项基金。该基金用于：

技能培训与认证：资助船工等参加内河船员、水上导游、安全员等转型技能培训，获取新的从业资格。

创业启动支持：对有创业意愿的居民，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创业指导，支持其在新环境中开设与滨水文化、旅游相关的微小型企业。

过渡性生活补助：对在转型期间收入显著下降的家庭，给予一定期限的生活补贴。

程序参与深化：将“生计影响评估”与“生计方案协商”纳入法定程序：

在项目前期，必须进行《征收对居民生计影响专项评估》，识别不同群体的生计脆弱性和转型需求。

在制定补偿安置方案时，必须组织居民（特别是生计依赖强的群体）及其代表进行专题协商，将他们的生计诉求和设想，转化为具体的安置选项和扶持措施，写入方案。

文化传承与社区重建：将部分棚户区的物质元素（如老码头构件、有特色的建筑部件）和精神记忆（口述史、老照片）融入新的滨水公共空间，让搬迁居民在物理空间上“离场”的同时，在文化认同和社会记忆上得以“在场”，增强归属感。

结语：衢江的整治与更新，是为了让母亲河重现生机，惠及更多市民。但这场焕新，不应以切断另一群人与母亲河世代相依的生活方式为代价。真正的以人为本，是看见并尊重每一种与土地、河流紧密相连的生存智慧。保障棚户区居民的权益，意味着法律和政策需要长出更敏锐的触角，去感知“居住”之外的“生计”，去度量“房屋”之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