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盗版困扰的古人们究竟有何应对之策，宋代的人面对盗版问题又会选择怎样的做法呢？

公元一一七一年，乾道九年。福建建阳一带的书坊又迎来一年最忙碌的时节，木版敲击的声音从清晨一直响到深夜。书肆掌柜一边吩咐工匠上板，一边压低声音对伙计说：“这几块板子，可别让朱夫子那边的人看见。”这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叮嘱，背后却藏着宋人对“盗版”的焦虑与盘算。

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谈论“知识产权”，往往会把眼光投向西方近代，却很少想到，在雕版印刷最兴盛的宋代，关于“谁有权印书”“谁能从书中获利”“谁能决定书的样貌”的争执，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只是，那时候的人并不会用“版权”这个新词，而是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毁其版”“追索其板”“秘其家集”。

一、从一纸“日历”禁令说起

如果顺着时间往前推，就不得不提到唐文宗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八三五年。那一年，东川节度使冯宿上了一道奏章，说的是一件看似琐细的小事：地方上有人用木板印日历，拿到市面上卖，而司天台负责的新历还没正式颁下，坊间的印历已经“满天下”。

冯宿担心的不是民间赚钱，而是“敬授民时”的权威被抢了风头。天子颁历，象征着皇权掌握时间、支配节令，这一点在古代绝不是小事。所以文宗很快下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换句话说，谁也不能抢在朝廷前面印日历，民间的木板要么收，要么毁。

这道禁令，看似是在维护礼制，其实已经含有非常明显的“出版权”意味。日历由谁印？什么时候印？谁有权销售？朝廷说了算，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雕版。这种做法当然不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但至少透露出两点：一是官方意识到印刷可以带来影响与利益，二是对于“未经允许擅自刻印”的行为，已经开始采取制度上的限制。

遗憾的是，唐代的雕版印刷尚未普及，更多还是用于经书和少量典籍。等到技术成熟、出版范围扩大，这种“禁印”的思路才真正发挥作用，也是在赵宋一朝。

二、雕版兴起与“版权”意识的抬头

进入北宋，雕版印刷迎来鼎盛期。五代时积累的经验在宋代爆发，官刻、私刻、坊刻并行不悖，尤其是民间刻坊，遍布江浙、福建、两湖等地。书籍不再是宫廷、学府的专用品，普通士子也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书读书。这一点，对于后来的科举、学术氛围影响极大。

印刷的繁荣带来知识的流通，也带来全新的矛盾：谁有资格刻书？谁先刻，谁后刻？一本书能不能随便翻印？在治平年间之前，朝廷对《九经》一类经典的监本采取了“禁擅镌”的做法，要刻，需要向国子监申请，未获批准不能开板。这是对官方文本权威的一种保护，也是一种严格控制。

熙宁以后，这种禁令逐渐放宽，私刻经书开始增多。伴随而来的，是民间刻坊数量暴涨。书坊为了争利，看到什么书畅销，就赶紧翻板，别的店刚把版刻好，这边已经开始“模印”，连勘误都来不及做。有的干脆连署名都不改，只换个书名，或者加上名家之名，引人上当。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之间关于“宋代有没有版权”的争论便有了现实土壤。郑成思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观点：如果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那么世界上最早出现版权意识的地方，很可能就在中国。因为雕版印刷最早由中国发明和广泛使用，而宋代又是这一技术的高峰期。

与之相对的，是安守廉一派的看法。在他看来，直到近代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版权法”，只有帝国控制思想传播的手段，不能把这些措施当成版权保护。他强调，国家的动机在于意识形态和统治需要，而不是出于对作者权益的保护。

两种观点看起来差距很大，其聚焦点却略有不同：一方重视“事实上的保护行为”，哪怕没有成文法律；另一方强调“制度设计是否以维护作者权利为中心”。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宋代的做法与其说是现代版权，不如说是一种混合形态：既有统治需要，也有经济考量，更渐渐牵扯到名誉与学术的完整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没有一部像《安娜法令》那样的正式法律，但宋代关于书籍刻印的禁令、地方性告示、牌记文字，已经让人隐约看到一套“版权管理”的框架雏形。

三、文人与盗版：从愤慨到行动

说到“被盗版困扰”的古人，北宋思想家李觏几乎是最早留下注脚的人之一。庆历年间，他编成《退居类稿》十二卷，本以为可以按自己的节奏整理再行刊刻。不料几年后，市面上忽然冒出一部题作《外集》的刻本，里面收录了百余篇他的文章。

问题不在于收录多，而在于“盗去刻印既甚差谬”。错字连篇，编排混乱，甚至夹杂他人文章。李觏对此“心常恶之”，既气愤又无奈。对他来说，被抄袭的不只是文字，还有声誉。别人读到的是歪曲版的李觏，评价自然也会变味。

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擅自把文章乱删乱改，还署上原作者姓名，今天的作者怕是也要拍案而起。李觏没有“版权侵犯”的说法，却明确表达了对“著作完整权”的坚持，已经体现出一种精神产品必须得到尊重的观念。

苏轼遭遇的情况更典型。他的诗文一向畅销，书肆纷纷争相刻印，只要能贴上“苏子瞻”的名字，销量就有保证。问题在于，刻印者多逐利而少校勘，错漏频出，甚至把别人的文章也收进去，一并挂在“苏轼集”的名下。

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苏轼谈到市人好刊其文，语气中透出明显不满，说自己“欲毁其版”，要是有机会，恨不得把那些盗版木板统统砸掉。他还提到，计划等稍闲下来，把旧日诗文重新整理一遍，只保留“不甚恶者”为一集，以正视听。

这一连串想法，带有强烈的“正本清源”意味。一方面，他不认同市面上粗糙的刻本；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如果自己不主动整理，“错误版本”会被当成定本流传后世。这种警惕心，很接近现代作者面对盗版时的心理。

到了南宋，朱熹的处境则更为复杂。他一方面身处闽北建阳、武夷这类出版业中心，亲眼看着书坊林立；另一方面，本人著述众多，弟子也积极刻书，可谓“离书近、离盗版更近”。《伊洛渊源录》在他尚未编定完稿时，就被后生私自传出流布，让他“心甚恨之”。

《周易本义》更是“未能成书而为人窃出，再行模印”，其中错误之多，“殊不可读”。面对这种情况，朱熹没有停留在抱怨上，而是“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也就是说，他主动借助地方官府的权力，要求收回、销毁盗版木板。

这一举动，已经超出个人情绪的发泄，而是将“维护著作完整和声誉”上升到公共层面。朱熹在文集里多次提到“收毁”“追毁”，说明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形成了一种持续态度：遇到盗版，能追回木板就追回，能毁掉刻版就毁掉。

从李觏的“恶之”，到苏轼的“欲毁其版”，再到朱熹的“亟请县官追索其板”，宋代文人在面对盗版时，态度一步步走向明确：不是默默忍受，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甚至动用行政力量。这种行动背后，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版权观念的深化。

四、宋代的“版权管理”：从家集秘藏到官府告示

盗版越多，应对方式也越多。有意思的是，在没有统一法律的前提下，宋人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土办法”。

一类做法是“密藏稿本”。不少文人将自己或先辈的作品整理成“家集”，只在族内或少数友人间传阅，不轻易交给外人。绍兴年间，有人给夏竦文集作序时，就提到“文人之裔，秘其家集”。其中固然有出于家族荣耀的考虑，但“避免他人偷印乱刻”，显然也是重要动机。

这种办法，从现代角度看有点被动，甚至带来负面效果：好的作品不易广泛流传。不过在那个盗版猖獗、缺乏统一规则的年代，很多家族宁可让作品“少流行一点”，也不愿被人随意篡改。

另一类做法，是抢先“正刻”。一旦发现有人盗版，或听说某书市面上卖得火，原作者或其后人往往会加快速度，赶紧编刻“正版”。吕祖谦的情况就很典型。他的著作被盗刻成《东莱先生集》，版式粗糙且多误。于是其弟祖俭、从子乔年迅速组织人手，刻成四十卷的《东莱吕太史文集》，明显带有“以正版压盗版”的意图。

这种“后发制人”，其实是一种竞争策略。盗版书存在，读者总要买书；如果正版在内容、校勘上更可靠，加上作者后人出面认证，往往能慢慢压住盗版气焰。经济补偿谈不上，但名誉和影响多少能挽回一些。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盗版牵涉政治或学术声望时，官府就不得不出面。司马光去世后，出现了一部署名为《司马温公记闻》的书，被他的孙辈认为有冒用先祖名号之嫌，内容还可能触及敏感政事。于是司马极上奏，请朝廷查处。

朝廷随即下令，委托建州守臣将“不合开板文字并行毁弃”。这里的关键，不只是“毁版”，还在于“有谁被视为有资格记述司马光言行”。司马氏后人认为，这部《记闻》既未经家族认可，又冒名传播，既是对家声的损害，也可能引起政治误会。

这类案件看似与“帝国控制观念传播”有关，但也确实有保护作者声誉的成分。安守廉认为，类似举措主要是统治者维护话语权，并非保护私人权利。从政治动机而言，这种判断并非全无道理。不过，站在当事人立场，向官府告发盗版，是当时唯一现实可行的手段。这种主、客观动机的交织，恰好体现宋代版权管理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南宋一些地方官府开始主动发布禁止盗版的文告，甚至出现带有明确条款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文书会写明某种书籍“已申上司”，不得“覆板模印”，还会规定，凡违反者可由原刻者持“公据”告发，依法惩治。这些文字虽然零散，却具有法律效力，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管理措施。

有些宋版书在扉页或卷末刻上“已申上司，不许复版”“违者追究”等牌记。从今天看，这几行小字不过一瞥而过，当时却带有强烈的警示作用。读者一看到，就知道此书刻印经过官府备案，翻印会惹麻烦。

这一系列做法，表面看散乱，其实有内在逻辑：作者及后人通过“秘藏”“抢刻”“诉诸官府”等方式，维护作品不被任意篡改；官府则从维持秩序、维护朝廷权威、保护特定刻印利益出发，建立起若干“禁翻版”的规则。这些规则既是政治工具，也在客观上保护了著作的完整与经济价值。

五、宋代对后世版权观念的深远影响

回头再看宋代盗版的花样，不得不说相当“丰富”。有的私自刻印未刊稿，让作者措手不及；有的把原书一字不改，另起板刻，以节省编校成本；有的干脆给书改名，或者假借名家之名，提高销量；还有的把几本书拼在一起，前后内容不相干，却堂而皇之署成一部“新书”。这一切，听上去颇眼熟，只是换成了雕版时代的形式。

在这样的环境中，刻书人越来越意识到，不保护自己的利益，会“枉费钱本”。申请地方官府保护的刻书铺，常在呈文中说，自己出钱刻书，若任人翻板，“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因此请求官府张挂告示，禁止他人翻印。这类理由，明显偏重经济层面，反映出一种朴素的投资回报观念。

与此同时，一些解释中会提到“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意思是，不只是怕刻书人的心血与银钱打水漂，更担心先辈的著作被盗印、误刻，玷污名誉。经济利益与声誉维护，开始同时出现。在这一点上，宋代人的出发点，与后来西方版权法强调的“精神权利”与“财产权利”相结合，颇有相似之处。

英国一七〇九年的《安娜法令》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的版权法，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受保护主体从印刷商扩大到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版权所有人。宋代当然还谈不上如此完整的制度，但在实践中，保护对象已经从单纯的刻印者，慢慢延伸到作者及其后人。这种变化，说明社会对作品归属的认识在悄然前进。

遗憾的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两宋再怎么繁荣，也难以形成系统完备的版权管理法令。多数规定停留在地方层面，只针对个别书籍生效，未上升为全国通行的法律。直到宣统二年，也就是一九一〇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中国才有了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这时距离《安娜法令》已经过去两百多年。

即便如此，宋代的探索并不能轻描淡写。那一句句“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的牌记，那一纸纸地方官府的禁令，那一次次文人“追索其板”的行为，都在塑造一种新的观念：书不是可以任意复制的公物，而是与特定的作者、刻印者相连，具有需要尊重的归属。

从封建特许权到民间出版业的“出版权”“翻印权”，从朝廷控制《九经》监本，到书坊主动申请保护，宋代一步步把“谁能刻书”这件事制度化。其出发点也许并不纯粹是保护作者，却在客观上为后来的版权法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和土壤。

回到开头那间建阳书坊。掌柜担心的不只是朱熹会找上门，更担心县官收到朱熹的呈文后派人来“收毁其板”。在他心里，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刻书不能完全不顾他人声誉和既有利益，否则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被盗版困扰的古人，未必知道“知识产权”这四个字，却用自己的愤慨、博弈和妥协，在宋代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摸索出一条通向近代版权制度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