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万合同诈骗案看“退赃认罚”与“社会危险性”的司法裁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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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的价值，往往在那些看似“注定要实刑”的案件中，显得尤为真切。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犯罪辩护的律师，我们常常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当犯罪数额已符合“数额巨大”的标准，当事人是否就失去了争取缓刑的可能？答案并不绝对。近期我们办理的一起涉案金额达50万元的合同诈骗案，最终法院判处缓刑的结果，正是一次对司法裁量空间的生动诠释。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但非常典型。当事人何某因一时资金周转困难，租用一辆保时捷后伪造证件将车抵押借款，之后失联。车辆经鉴定价值50万元，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数额巨大”的起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可以说，摆在辩护方面前的，是一条看似清晰的重判之路。

然而，刑事辩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在“山穷水复”中寻找“柳暗花明”。我们介入后，没有停留在对犯罪事实的简单承认上，而是将辩护重心放在如何重塑法官对被告人的整体评价上。我们深知，在量刑时，法庭考量的不仅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行为的根源、事后的态度以及未来的风险。

我们的第一步，是推动实质性修复，而不仅仅是形式退赃。案发后，我们立即与家属沟通，第一时间筹措资金将涉案车辆赎回并完好归还被害人。这一步至关重要，它让“挽回损失”不再是一句纸面承诺，而是切实消除了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为后续所有从宽情节的构建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步，是将“认罪认罚”演绎为一个连贯、稳定、真诚的过程。我们在多次会见中向何某透彻分析案情与法律，使其从内心真正认罪悔罪。在庭审中，何某的供述始终稳定一致，悔罪之情具体而真切。我们向法庭强调，这种贯穿始终的配合态度，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更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

最后，也是本案缓刑辩护的核心，是对“社会危险性”的主动论证与排除。面对“数额巨大”的天然压力，我们准备了一份详尽的量刑意见，结合何某系初犯、偶犯，此次犯罪源于短期经济困窘而非职业性犯罪，以及其家庭支持系统稳固、具备固定工作等情况，系统性地向法庭证明：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我们向法庭呈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犯了罪的被告人”，而是一个一时失足、但值得挽救并能够回归正途的个体

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这份判决，在我看来，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它清晰地传达了一个司法信号：在数额之外，行为的动机、事后的补救、行为人的可改造性，同样是裁量刑罚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这恰恰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个案中的鲜活注脚——严，在准确定性、不纵容犯罪；宽，在区别对待、给真心悔改者以出路。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扮演的不仅是法律的解释者，更是当事人与司法系统之间理性沟通的桥梁。我们的任务，是帮助法庭看到全案情节，看到数字背后具体的人生，从而在惩罚与教育、报应与预防之间，找到最合乎法律也最贴近人性的平衡点。这条路，每一步都需专业、细致，更需一份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责任。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经济犯罪刑事辩护、复杂商事犯罪案件及民刑交叉争议解决领域。在执业过程中，我尤为注重将复杂的案件事实与法律争议进行结构化梳理与策略建模，致力为当事人提供清晰、可操作的辩护路径与系统性解决方案。

本文所述案例，正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体现——如何在数额巨大的合同诈骗案件中，通过精准的情节构建与司法沟通，为客户争取最优裁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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