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恶果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building stands on Wall Street in New York, the U.S., August 1, 2025. /CFP

编者按：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台观点。

一次小病、一次交通事故就足以让数百万处于ALICE阈值（指资产有限、收入有限、但有工作）边缘的美国家庭跌落深渊，这就是美国社会真实的“斩杀线”——当收入和储蓄跌破某个水平，平稳生活随时可能被意外打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指出，一个富裕国家核心人群的死亡率竟不降反升，这在21世纪令人难以置信。美式资本主义早已将其核心逻辑“资本优先、效率至上”推行到了极致，整个社会系统如同一台冰冷精密的筛选机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将社会保护网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把基本生存权深度金融化。当医疗成为商品、住房成为投资品、教育成为风险投资时，政府便从普遍保障的责任中抽身，将风险定价与分配交由市场。

美式资本主义的“斩杀线”逻辑

“斩杀线”这一源于网络游戏的概念，如今已成为美国社会现实的精准隐喻。它代表着当个人的收入和储蓄跌破某个临界点，一次意外就足以使其平稳生活彻底崩塌。这种社会“斩杀线”并非单一指标，而是由医疗、收入、住房、司法等多条制度性阈值交织构成的系统性筛选机制。在美国，有37%的成年人无法支付400美元的应急开支，67%的美国人属于“月光族”，59%的人无力承担高额意外开支。

美式资本主义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者淘汰”的价值取向制度化，形成了一套精密的系统稳定装置。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与公共治理失灵，持续转化为个体责任。而在话语层面，美国社会体制又通过“机会平等”的神话与上升通道叙事，将系统风险包装为个人竞赛；此外还通过种族、地域等精细标签，将弱势群体区隔进不同的政策类别，从而消解、掩盖制度缺陷下的“阶级矛盾”。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深刻的悖论，即所谓“福利悬崖”现象。当受助者的收入略有增加，哪怕只是微小的提升，便可能立即失去全部或大部分福利保障资格。这种制度设计实质上是变相惩罚那些试图通过劳动改善处境的人，将他们困在“不敢多挣一点”的生存状态中。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贫困线标准也与现实严重脱节。2026年，美国有48个州的联邦贫困线仅为15960美元。然而研究显示，一个四口之家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年收入13.65万美元，远超官方贫困线3.12万美元。这种巨大差距使大量家庭落入政策真空地带。

以ALICE阈值为标准，美国有约42%的家庭收入未达基本生活门槛。这些家庭虽然收入略高于官方贫困线，却无力负担住房、食品、交通和医疗等基本需求。他们既不符合贫困救济条件，又无法实现经济安全，成为美国社会中被忽视的“夹心层”。

资源错配的畸形预算与民生挤压

美国政府的预算分配清晰揭示了其“资本优先”的发展取向。2026财年，白宫提出的预算框架计划将国防支出增加13%，达到1.01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防支出被削减23%，降至2017年以来最低水平。卫生部削减333亿美元，教育部减少120亿，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被扣减40亿。

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削减约1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主要针对医疗补助和食品援助等关键社会项目。这种资源分配模式导致了财富进一步向顶层高度集中。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大而美”法案将使美国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平均每年再增加1.2万美元，同时使最贫穷的美国人每年额外花费约1600美元。对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59%的美国人认为该法案会伤害低收入人群。

A homeless people is pictured on the sidewalk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United States, December 31, 2025. /Xinhua

美国医疗体系的资本化运作使其吞噬了GDP的18%，居全球之首，但实际效果却在富裕国家中垫底。约有8%的美国人全年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拉美裔成年人的无保率高达24.6%。即使有保险，高昂的自付费用也使44%的民众因负担不起而放弃必要治疗。

教育领域同样被金融化侵蚀。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的学生贷款债务已经达到1.65万亿美元，截至2024年底，美国联邦学生贷款的借款人人均负债超过3.8万美元。高等教育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通道，却异化为结构性债务陷阱，侵蚀着代际流动的核心通道。

司法系统则为经济弱势群体设置了“不可逆线”。犯罪记录带来终身性的制度排斥，而有前科者在求职、获取专业执照等关键环节面临系统性障碍。审前阶段，无力支付高额保释金的被告不仅会失去自由，还可能丢掉工作与家庭支持。

资本优先逻辑下的制度性排斥与社会分化

美国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体现某种“合法的劫贫济富”特征。企业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和强大的游说能力，深刻影响着立法和监管进程，使规则制定倾向于保护现有企业利益。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2月19日颁布的行政令进一步扩大了“联邦公共福利”的界定范围，将提前开端计划、职业培训等多个项目纳入其中，从而限制“非合格外国人”获取这些福利。

这种排斥性政策不仅针对移民群体，也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将本国弱势群体区隔开来。通过种族、地域、就业状况等标签，系统性地将弱势群体分割进不同的政策类别与道德评判框架中，阻碍其形成共同的苦难认知与阶级身份认同。于是，美国社会逐渐地被人为分裂为两个几乎完全隔绝的群体：一侧是拥有大学文凭、居住在繁荣都市区、从事知识型工作的人群；另一侧是没有大学文凭、居住在衰败工业区或农村地区、从事不稳定低薪工作的人群。

美式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困境

美式资本主义的深层文化逻辑加剧了其结构性困境。新教伦理将贫困与失败视为个人无能乃至道德瑕疵，为社会不提供普遍兜底提供了文化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淘汰弱者视为“自然法则”，历代政策在医疗、住房、福利等领域的实践，均呼应了这种“弱者自负”的理念。这种文化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结合，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企业为股东收益服务，尽可能提高股价和股息，关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投资和创新。

曾经提供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制造业岗位大量外流或被自动化取代，新增的就业岗位多是低薪、不稳定、无福利的服务业工作。美国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7月以来未曾上调，过去15年间因物价上涨，其实际价值已缩水30%。同时，在失业者中，平均只有29%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这种制度性缺陷造就了规模庞大、抗风险能力极弱的“穷忙”阶层。

打碎盲目崇拜的滤镜，一个充满矛盾的美国社会画卷便徐徐展现在人们眼前：一面是万亿美元军费开支的持续膨胀，一面是千万低收入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的冷酷现实；一面是企业通过寻租实现的“合法劫贫济富”，一面是42%家庭未达基本生活门槛却难获救济的政策真空。

当“华尔街”的资本盛宴与“主街”的绝望死亡同时上演，当一次400美元的意外开支就足以让一个家庭跌落“斩杀线”时，美式资本主义“资本优先、效率至上”的核心逻辑已彻底暴露其反人性本质。在纽约的高楼大厦阴影下，那些无法获得医疗救助、陷入债务循环、在“福利悬崖”边缘挣扎的美国民众，他们的生存困境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是整个系统失败的标志。这个系统精心设计了“斩杀线”，却唯独没有为低收入人群的尊严与生存权留下应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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