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谢飘探望陈赓：胡子爸爸，国家需要你

1960年的夏天，北京城里闷热难耐，街头巷尾却处处能听见一个词——“调整”。高楼不多，汽车不多，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粮票、指标，还有刚刚从报纸上看到的国际风云。就在这样一个年代节点上，一个年轻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了开往北戴河的火车，他叫谢飘。

火车缓缓驶出北京站，车厢里闷得很，窗外风景却渐渐开阔。谢飘靠在硬座上，心里却一点都不轻松。苏联突然决定不再接收中国留苏学生，原本已经铺好的路说断就断，他和挚友林用三的计划被打得粉碎。

想想几个月前，两人还在留苏预备班里挑灯夜读，想着将来去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继续深造。如今，一纸通知下来，前途仿佛一下子成了空白。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落差不好受。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脑子里蹦出来的，却不是哪个名校的名字，而是一个略带亲昵的称呼——“胡子爸爸”。那是他童年时在延安就认定的长辈，陈赓。

火车在铁轨上剧烈晃动，过去的画面也跟着一闪一闪地浮上来。延安的窑洞，黄土高坡上的黄沙，还有那个总是笑眯眯、留着大胡子的将军。命运的弯路，有时候就是这样兜出来的。

一、延安记忆：胡子爸爸与谢家的家风

1939年10月，谢飘出生在甘肃兰州。那时全国还在抗战之中，日军的铁蹄正压向大半个中国。没过多久，父母便做出决定，把这个小儿子带到了黄土高原上的延安。

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在孩子眼里，更多的是新鲜。窑洞、油灯、粗糙的玉米饼，还有一批在战火中坚守信仰的中共中央领导和老革命。这些人，构成了他最早的“熟人社会”。

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不苟言笑却极重家风。他对孩子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别想着靠父亲的名声占便宜。”这话，在谢家孩子中间传得很广，谁都不敢当耳边风。

延安的那些年，小谢飘经常在大人们的会议、讨论间穿梭。他认识了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两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挨批评，也一起被大人们当成“下一代”的重点培养对象。

更特别的是，他在那时候就结识了陈赓。因为胡子茂密、笑声爽朗，孩子们背地里都叫他“胡子叔”。谢飘则更亲近，干脆喊他“胡子爸爸”。陈赓也乐呵呵地接受，有时大手一挥，把他扛在肩上，逗得窑洞里一片笑声。

试想一下，一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一边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老一辈革命家，一边是父亲严谨的家训，耳边整天回荡的是“为人民”“为国家”“要实干”。性格、志向会往哪个方向长，其实早就打好了底子。

战争还在继续，延安却像一个奇特的精神高地。对谢飘来说，那是他少年时代最重要的起点，也是他一生后来很多选择的源头。

二、北戴河相见：一声“胡子爸爸”的分量

时间转到1960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又宣布不再接收中国留苏学生。对很多已经准备出国深造的青年来说，这是一记闷棍。

谢飘和林用三在留苏预备班里，成绩都很不错。原本想着走一条“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路，如今路断了，两人一时之间都没了主意。尤其对林用三而言，打击更重些，父亲林伯渠刚刚去世，精神支柱少了一根。

私下里，他一向把谢飘当成“主心骨”。那天，宿舍里灯光昏黄，两人坐在床沿边上沉默了很久。林用三忍不住开口：“飘哥，这以后咋办？”

谢飘沉思很久，突然想起了父亲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前年已经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那是一所新中国自己办起来的一流军工院校，专门为国防现代化培养人才，院长正是自己敬重的“胡子爸爸”陈赓。

他抬起头，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去哈军工。那里需要人，国家更需要人。”

说干就干，两人开始打听哈军工和陈赓的情况。很快得知，陈赓因为心脏病正在北戴河疗养，谢觉哉、王定国夫妇也暂时在那里工作。这样一来，路反而清晰了——先见父母，再见“胡子爸爸”。

火车一路向北，海风渐渐带着咸味。到了北戴河，谢飘刚一下车，心里那种熟悉的亲情期待就涌了上来。上学后，他很久没见父母，想到即将重逢，脚步都快了几分。

父子相见，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在树影斑驳的院子里，谢觉哉听完儿子关于留苏未成的遭遇，眼神里闪过一丝惋惜，却没多作感伤，只淡淡说了一句：“人生不如意常有，比起人民在战火中受的苦，这点挫折算不得什么。”

这话说得很平静，却有种不容争辩的力量。说到底，个人前途的波折，在经历过抗战、长征的那一代人眼里，确实不算多大风浪。

聊到打算去哈军工时，谢觉哉看着儿子重新振作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一边抚着自己的白胡子，一边说：“既然主意打定，那就去见见你的胡子爸爸。”

跟随着父亲来到陈赓的住处，谢飘心里难免有些紧张。门推开时，他看到的，不再是延安时那个健壮的将军，而是一位面色发黄、头发稀疏、刚从病痛中缓过来的老人。

气氛微微有些凝固，他突然脱口而出：“胡子爸爸，国家离不开你啊，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一句带着多年记忆的呼唤，让屋子里的空气立刻热络起来。陈赓看着眼前已经长成挺拔青年的“延安小鬼”，笑得非常开心，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谢觉哉站在一旁，眼眶微微湿润，这种跨越年代的情谊，外人很难体会。

稍作寒暄后，谢觉哉并没有绕弯子，很直接地开口：“陈赓同志，飘飘不能去留苏了，他想去你创办的哈军工，你看行不行？”

陈赓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谢老的儿子来哈军工，那是给我面子，也是给学校添了一份力量，当然欢迎。”

他并不只是客气，而是认真打量了谢飘，又详细问了留苏预备班的学习情况。一番了解后，他的语气变得郑重起来：“这些孩子都是栋梁之材。不能去苏联，不等于没有路走。国家不会浪费人才，该来的，都到哈军工去。”

不得不说，这几句话，既有对年轻人的期许，也透出那个年代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哪怕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自力更生、办好自己的教育和工业，才是根本出路。

谈话结束，事情也就定下来了。谢飘回到北京，哈军工驻京办事处主任许鸣亲自送来去哈尔滨的车票。之后一段时间里，陈赓还多次打电话，关心谢飘和林用三的入学、住宿等安排。这种关照，不像是普通领导对学生，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牵挂。

在很多年后的回忆里，谢飘都反复提到“胡子爸爸”这三个字。他说，陈赓不仅给了他一次重要机会，更用实际行动教会他：个人命运，要和国家需要绑在一起看。

三、哈军工岁月：书信里的教诲与时代的风向

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谢飘和林用三成为第8期学员。这个学校在当时的中国，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它不是普通大学，更像是新中国国防工业的一块试验田，既有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又肩负着培养尖端技术人才的任务。

新生一到校，迎接他们的是长达三个月的军训。操场上，整齐划一的队列，汗水、口号、粗糙的军装交织在一起。摸爬滚打、射击投弹、越野训练，每一项都不轻松。

偏偏那几年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物资供应紧张，学员们的主食多是高粱米和粗粮。很多从南方和城市来的孩子吃不惯，嘴里常常是干干的，肚子却空得咕咕叫。在这种状态下坚持高强度训练，说不苦，那是不可能的。

谢飘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实讲了军训中的艰辛，也表了态：绝不叫父母丢脸，不怕吃苦，要在困难里锻炼自己。

9月26日寄来的回信，很快成了他压在枕头底下的一份“精神教材”。谢觉哉在信中谈吃苦，却并不简单地喊口号，而是用对比、用逻辑，把苦和甜讲得透透的。

他写道，大致意思是：苦和不苦，是相对来说的。在同样的物质条件下，有的人觉得苦，有的人觉得不过如此；在更艰难的地区，连高粱米都难得吃上。站在全国的范围看，哈军工的条件算“甜”的，因为你们是在锻炼，是要把矿石炼成钢。

这话听上去朴素，却极有分量。物质条件差是事实，但换一个角度看，被选入哈军工本身就是一种“优待”，是国家把难得的教育资源集中起来，押在这批年轻人身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信里还引用毛泽东关于“苦与甜”的辩证说法，强调困难永远存在，关键是态度：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也要创造困难去锻炼自己。这种说法，在今天听着也许有点“硬”，但放在那个年代，非常符合那一代革命者的精神气质。

在之后的几年里，父子之间一直以书信往来。1961年前后，全国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时期的浮躁被逐步纠正。也就在这一年，广州会议上传来一个重要声音——陈毅关于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

这一次，谢觉哉的回信依旧不长，但观点很清晰。他赞同陈毅的讲话“好得很”，认为这是对当时存在问题的一次有力纠偏。同时，他提醒儿子，大学生当前的任务是“学好专业，专深才能红透”，把握大局，但不要脱离自己的主业。

有意思的是，在回信的末尾，他还顺带讲了家里的一些琐事：回京时间、小弟入八一幼儿园、家里人忙着搞秋菜、养鸡兔。看似平淡，却把一个革命家庭在新中国早期的生活状态，描绘得十分清楚——既有革命者的身份，又有普通百姓的烟火气。

在校园生活里，谢飘不是那种喜欢出风头的学生，但他有自己的棱角。遇到问题，习惯先独立思考，再发表意见，不轻易随波逐流。同学们评价他，坦荡、正直，有正义感，脾气直，却不蛮横。

临近毕业时，他最后一次给父亲写信汇报学业和打算。谢觉哉的回信，可以说是一份浓缩版的“做人处事指南”。

信里提到一句话，分量很重：“骄傲的帽子，一定戴不得。”他反复叮嘱儿子，不要因为自己有点成绩就自满，要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正确与否，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就算眼下看起来比别人高明一点，也不能露出傲气。

他还敲打了一句：“不怕得罪人”这四个字，不能简单理解成与人硬碰硬，而是要讲方式、讲时机。看到错误，要和和气气地指出；遇到做坏事的人，要敢于阻止、敢于揭发，但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是为了维护原则。

作为父亲，他还翻出自己儿子五岁时写的一首打油诗，“顽则要谦娇要惜，最难对付是飘飘”，半是调侃，半是提醒——顽皮可以，个性可以，但要拴在原则上，要有自制力。

这封信，后来被多次引用，也成了研究谢家家风的一份重要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谢飘在哈军工的五年，不只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更是把父亲这些教诲一点点“内化”进自己的性格里。

四、走出军工：经贸战线上的另一种“冲锋”

从哈军工毕业后，谢飘没有走仕途，也没有借着父辈的名望找一条安稳轻松的道路。他对做官兴趣不大，反倒对具体业务工作更上心。父亲曾说过一句话：“为党献身常汲汲，为民谋利更孜孜。”在他看来，真正为人民做事，用不着一定坐在官位上。

改革开放的号角在1978年吹响，整个国家的重心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对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也是一次观念上的调整。有人不适应，也有人敏锐地意识到：新阶段，需要新的战场。

1980年前后，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推动下，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在这个时候，谢飘走上了国家对外经贸部的岗位。他的性格——耿直、不趋炎附势、讲原则——在内部看来，有时显得“不圆滑”，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场合，却反而是一种可贵的底色。

1984年至1986年，他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商务处工作。这两年，对他来说，是一次现实版的“实战演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正加快“走出去”的脚步，对外引进资金、技术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手项目的金额动辄以亿美元计。

有人不解，他只是笑笑，说：“小时候在延安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人可以到国外来，心可不能散，不能忘了从哪儿来的。”这句话说起来朴素，却道出了他心里不愿放下的一根硬杠。

就在意大利工作期间，他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求助信。寄信人是哈军工的老同学南新果，他的父亲是老革命家南汉宸，曾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信里提到，一个在意大利打工的亲妹妹南新志，遇到了身份和生活上的重大难题，希望谢飘能帮忙想想办法。

照规矩讲，涉及侨务、个人困难，本就不是简单的经贸事务。但在传统同学情谊，加上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尊重之下，谢飘还是主动行动。他赶往热那亚，找到了在当地打黑工的南新志，了解她与丈夫的真实处境，再通过正常渠道协调，帮助他们解决了合法居留的问题。

事情本身，并没有给国家造成任何损失，也没有触及经贸利益。但世事常有曲折，有些人抓住这件事，炒作成“利用职权勾结华侨、严重违反纪律”，往经贸部递材料，要求严肃追究。

经贸部接到举报后，不得不进行调查，也把谢飘召回国内说明情况。消息传到南家，家属们十分愤慨，认为恩人反而受了委屈。他们据实向有关方面反映，并向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说明。

胡耀邦阅信后作出了明确批示，大意是：谢飘同志挺身救人，是值得肯定的行为，有人借题发挥、小题大做，反而是无视党纪，应予以严肃批评。这样一来，调查有了定论，谢飘也得以平安回到岗位。

被“洗清”以后，很多人替他打抱不平，觉得应该追查那些造谣、诬告的人。他却说了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这话听上去温和，但背后其实是他一贯行事方式的延续——坚持原则，但不过度纠缠个人恩怨。

回头看他的一生轨迹，很难用一个身份来概括：延安老革命之子，哈军工出身的军工人才，经贸战线上的老兵，外交场上的谈判者……这些标签交织在一起，背后贯穿的，其实是一条很清晰的线——不啃老，不争官，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量把事办好。

陈赓在哈军工的筹办上倾注心血，甚至两次因心梗倒在工作岗位上。谢觉哉在教育子女时，反复强调“不要靠父辈的余荫，要靠自己的劳动”。而谢飘，用几次关键节点上的选择，把这两位长者的精神延续了下去。

他这一代人，小时候在窑洞里跑，青年时代在军工院校摸爬滚打，中年时期又被推到对外经贸最前沿。时代不断变换，环境一再更新，但有些东西没变：遇事先想国家，再想自己；遇到难题，先想怎么做事，再想自己能得什么。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并不算是“名气最大”的一位，却是一面很有代表性的旗帜。说得简单一点，一句“胡子爸爸，国家离不开你啊”，既是对长辈的真心之言，也是对自己一生道路的一种不自觉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