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孙子被抓进警察局，警察：家长姓甚名谁？他指了墙上的照片

权力这东西，传到第三代，往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937年，蒋经国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回到中国，十三年流亡生涯画上句号，这本是蒋介石的大喜事。

可当他在杭州的宅子里，第一次见到那个跟着儿子一起回来的金发碧眼的小孙子时，那份发自内心的狂喜，甚至盖过了父子重逢的激动。

这孩子，就是蒋孝文。

在蒋介石眼里，这个在苏联出生的孙儿，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是蒋家正儿八经的“嫡长孙”。

他抱着这个小生命，仿佛看到了自己事业的延续，一个家族王朝的未来蓝图，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展开。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份沉重得喘不过气的期望就压在了他的肩上。

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早就被祖父写好，他将是权力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是未来的掌舵人。

只是，命运最爱开玩笑。

越是精心设计的道路，越容易走出最意想不到的岔子。

这个“继承人”的身份，最终没能给他带来荣耀，反而成了一副黄金打造的枷锁，一步步把他拖进了无底的深渊。

蒋孝文的成长环境，充满了拧巴和矛盾。

一方面，他是名副其实的“皇太孙”，整个家族都围着他转。

祖父蒋介石把他当成心头肉，不管他闯了多大的祸，最后总能被轻轻放过。

他的母亲蒋方良，一个在苏联工厂里吃过苦的异国女子，对这个长子充满了补偿心理，几乎是有求必应，宠爱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

家里人叫他“爱伦”，这个俄文名字代表了母亲全部的温柔。

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蒋经国，却想用最传统、最严厉的方式来管教他。

蒋经国自己在苏联的经历，让他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

只要蒋孝文犯了错，一顿毒打是少不了的。

可这种教育方式，在蒋家复杂的权力格局里，显得特别可笑。

小小的蒋孝文早就摸透了家里的门道，他知道，只要祖父蒋介石在，父亲就不敢真的下重手。

他更知道，只要拉着妹妹蒋孝章一起撒娇，父亲再大的火气也会瞬间烟消云散。

于是，挨打成了一场可以预判和规避的游戏，父亲的权威，也在一次次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比这种矛盾教育更影响深远的，是那个表面光鲜、内里却暗流涌动的家庭氛围。

还在杭州西湖边的洋房里时，年幼的蒋孝文就曾和妹妹趴在地上，悄悄地看楼上父亲和一位“阿姨”的私会。

而他的母亲蒋方良，在从一个苏联女工变成官太太之后，也渐渐学会了用抽高级香烟、打牌、痛饮伏特加来排遣异乡的寂寞与丈夫的风流。

大人们的行为，就是一本摊开的书，还没等蒋孝文学会什么是责任和担当，就先从父母身上看懂了什么是放纵和享乐。

这个家，就像一个用特权和溺爱搭建起来的温室，里面一会儿是严父的寒风，一会儿是祖父的暖阳，还夹杂着父母各自生活里的迷茫与放纵。

在这样扭曲的环境里，蒋孝文的性格也长歪了。

他没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却早早地精通了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所有规则的边缘来回试探。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蒋家迁往台湾。

十四岁的蒋孝文，也跟着踏上了这座孤岛，他狂野的青春期，就在这里正式拉开了帷幕。

因为从小就不爱念书，学业一塌糊涂，蒋经国一气之下把他送进了台北的淡江中学，让他住校，指望学校能管住他。

谁知道，这根本不是把他关进笼子，反而是把他这条小龙放进了大海。

那时候的淡江中学，老师上课不是用日语就是用台语，这对从小习惯说普通话、宁波话甚至俄语的蒋孝文来说，简直就是听天书。

课堂成了他最难熬的地方，成绩自然是一落千丈。

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学校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有意思多了。

每到周末，蒋孝文就成了台北西门町的一号人物。

他不喜欢身边的人毕恭毕敬地喊他“大少爷”，他更喜欢别人叫他“小开”或者“老板”，听着有股江湖气。

在龙蛇混杂的西门町，他彻底脱下了那层名门之后的外衣，行事作风活脱脱一个街头小霸王。

跟地痞流氓看对眼了就称兄道弟，看不顺眼就直接动手，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

警察局，成了他和他的“义兄”丘明山经常光顾的地方。

有一次，他又因为打架被抓了进去。

审讯的警察看他年纪不大，口气却狂得很，就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画像，没好气地问他：“你家长是谁？”

蒋孝文懒洋洋地往墙上指了指：“就他。”

警察当场就火了，以为这小子在耍他，抄起皮带就要动手。

蒋孝文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报出了父亲蒋经国的大名和官邸地址。

一个电话打过去核实，整个警察局都炸了锅。

局长一路小跑地赶过来，又是敬礼又是道歉，恭恭敬敬地把这位“太子爷”送出了门。

这一晚，蒋孝文彻底明白了，墙上那张面孔，不只是他的阿爷，更是一张通行证，一张可以让他无视任何规矩的通行证。

从那以后，西门町的警察见了他都绕着走，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打伤了人，砸了店，一个电话就能让手下人来顶罪，自己拍拍屁股走人。

随着年纪增长，蒋孝文的胡作非为变本加厉。

蒋介石为了让他身上有点军人的样子，亲自下条子，把他送进了凤山的黄埔军校。

为了这个宝贝孙子，军校校长甚至亲自给他开小灶补课。

可蒋孝文烂泥扶不上墙，学业还是一塌糊涂。

最后，他在高雄的一家舞厅里，为了争一个舞女，竟然拔出枪来，跟前来维持秩序的军警对射。

这事儿闹得太大，黄埔军校再也容不下他，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被军校退学，对他来说不是惩罚，反倒像是解开了最后一道锁链。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仍然觉得这个孙子“是可造之材”，还特许他随身带一把左轮手枪，美其名曰练习枪法。

这份纵容，等于给一头已经失控的野兽递上了最锋利的爪牙。

很快，这把枪就在蒋家官邸里见了血。

一个叫李之楚的侍卫休班，回宿舍时正撞见蒋孝文躺在床上摆弄那把左轮手枪。

蒋孝文抬手就把枪口对准了他，大喊一声：“不许动！”

李之楚以为他在开玩笑，刚想开口劝他别玩了，枪就响了。

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离心脏只有几公分的距离，人差点就没了。

枪响之后，是接二连三的丑闻。

他喝醉了酒开车，当场撞死一个路人，事后找人顶了包；在福利社里，他公然调戏一个女服务员，导致对方不堪其辱，回家上吊自杀。

这一桩桩，一件件，搞得蒋经国夫妇焦头烂额。

这个曾经被寄予了整个家族希望的继承人，彻底成了一个谁也管不了的煞星。

到了1957年，蒋孝文在台湾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烂摊子实在没法收拾了。

蒋经国只好打破自己定下的“高官子弟不得留学”的规矩，动用关系，把儿子送去了美国。

这既是想让他避避风头，也是这个家族对他抱持的最后一点希望，更像是一次无奈的放逐。

在美国，蒋孝文虽然和大家闺秀徐乃锦结了婚，但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酗酒、闹事、打架，甚至因为没钱花而谎报失窃骗保。

他的这些破事，最后连美国中情局都看不下去了，专门“建议”蒋经国，赶紧把这个麻烦儿子弄回台湾去。

再次回到台湾的蒋孝文，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彻底被酒精控制了。

他身上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喝酒，但他根本不听，依旧是天天泡在酒缸里。

终于，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后，他忘了注射胰岛素。

酒精和被耽误的病情一起发作，一夜之间，摧毁了他的大脑。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太子爷”，变成了一个智力退化、半身不遂的废人。

看着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长子，蒋经国没有流露出太多悲伤，只是冷冰冰地说了八个字：“是他自己作孽，咎由自取。”

这句话，说尽了一个父亲从满怀期望到彻底死心的全部过程。

此后十九年，蒋孝文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他再也惹不了事，也再也成不了事。

1989年4月，在父亲蒋经国去世一年零三个月后，蒋孝文因咽喉癌在台北病逝，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