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必治创始人拒日合作入狱，临终前毒酒泼向日寇

1932年那会儿，才四十二岁的刘凯平，把命丢在了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里。

咽气之前，瞅着眼前那帮想逼他下跪的日本人，他手里端着的那碗毒酒，没往嘴里送，反倒直接照着那帮人的脸泼了过去。

这事儿，可不光是个“硬骨头”的好汉传说，往深了说，这是一场生意场上的资本跟咱民族脸面之间的死磕。

咱现在往回看，刘凯平这辈子，其实就是一直被逼着做一道没法选的题：当你的对头手里拿着枪，兜里揣着钱，还能掐着你的脖子要你命的时候，你手里那张“国货”牌，究竟该怎么打？

大伙都觉得刘凯平就是个卖牙粉的生意人，其实这人脑子里的商业谋略那是顶级的。

可惜啊，他这辈子算得最明白的一笔账，最后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

要是把日历翻回二十世纪初，你就能看出来，刘凯平当时混的那个市场，说它是“十八层地狱”都不过分。

那个年头的东北，地界上虽说还挂着中国的名，可经济上的根底早就让日本人掏空了。

这帮人可不光是有枪有炮，人家背后还站着成套的大工业。

东西一船船往这边运，看见好牌子就买下来，心思很毒——就是要在钱袋子上把中国变成给他们打工的。

只要上街看看，日本货包得那是花里胡哨，卖得还便宜，吆喝起来花样百出。

再瞅瞅咱国货，要么东西不够硬，要么兜里没钱做推广。

刘凯平家里本来挺有钱，舒舒服服当个阔少爷多好。

可这人就是轴，非得挑个最难走的道儿。

他盯上了一个看着不起眼，其实打得头破血流的行当：牙粉。

为啥非干这个？

就因为这块地盘被日本人占得最死。

按那时候做买卖的规矩，这纯粹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

可刘凯平心里有谱：要是能在他日本人最硬气的地方捅个窟窿出来，这就不光是赚钱的事儿了，那是给咱老百姓打了一针不管多难都能赢的强心针。

他把自己锁在屋里，翻老书，一遍遍试方子。

熬了几百个大夜，总算是让他给琢磨出来了。

到了1921年，有个叫“老火车”的牙粉一下子冒了出来。

这东西在当时绝对是个另类。

刘凯平往里头掺了薄荷脑，还有真花的香味，刷得干净不说，嘴里还留香。

最绝的是，他在包装盒上动了脑筋，印上了给中国人提气的话。

搁现在的词儿说，这叫“产品硬”加上“情怀满”，两头堵着打，降维打击。

这招真灵。

“老火车”不光在东北卖疯了，还一路火到了天津卫和成都府。

原本的小作坊“同昌行”，眨眼功夫就变成了能跟日本洋行掰手腕的大买卖。

眼瞅着这样，日本人慌了。

这就逼到了刘凯平这辈子最要劲的关口。

日本人为了吞掉“同昌行”，先是来软的，搞“金钱攻势”。

甩着大额支票找上门，要把厂子买了。

那钱数，够刘凯平几辈子吃香喝辣。

给还是不给？

要是光为了赚钱，拿钱走人，去国外享清福，怎么看怎么划算。

可刘凯平愣是没答应。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买卖一旦松口，给再多钱，往后牙粉这行当里，中国人就再也插不上脚了。

他开这个“同昌行”就是为了争口气，要是卖了，那不成汉奸了吗？

软的不行，日本人又换了阴招。

他们嚷嚷着要“合伙干”，甚至还得造假合同，想用法律那一套，一点点把厂子“吃”进肚子里。

这手更损。

直接买那是明抢，合伙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就把当家做主的权力给丢了。

刘凯平一眼就瞅见了这里面的猫腻，不光当场回绝，还把这帮人的坏水给抖搂出去了。

日本人这下彻底不装了。

他们提了个没法忍的要求：要在“老火车”的盒子上，印那个伪满洲国的旗子。

这对刘凯平来说，那是骑在脖子上拉屎。

他指着日本人鼻子骂：“想让我答应，除非我死了。”

日本人也没耐心了。

既然做买卖赢不了你，那就直接要你的人命。

他们随便扣了个帽子，开始抓人。

1932年，刘凯平被关进了大牢。

老虎凳辣椒水那是家常便饭，可直到咽气，他也没在那张卖厂的纸上画一个押。

好些人背地里说，刘凯平太轴了。

留条命在，啥时候不能翻身，先假装答应不行吗？

可刘凯平心里清楚，有些底线要是退了一步，以后就得步步退。

他这一死，保住了“同昌行”的干净身子，也给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六必治”留下了生根发芽的种。

这样的事儿还不止一桩。

就在刘凯平在东北跟日本人玩命的时候，在西南那边，还有个医药界的牛人，也碰上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死关头。

这人就是曲焕章，“云南白药”的亲爹。

跟刘凯平那个富二代不一样，曲焕章是苦出身。

他这一身本事，那是靠着救人治病，一回回试出来的。

琢磨了多少年，改了多少回，他弄出来的那个“百宝丹”（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白药），成了治伤的灵丹妙药。

东西一好，肯定就被贼惦记。

这回，盯上曲焕章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上面的大官。

当时国民党中央国医馆有个叫焦易堂的头头，打着“抗战捐款”和办“中华中药厂”的旗号，逼着曲焕章把方子交出来。

话说得挺好听：为了国家，为了大伙，你得大公无私。

可曲焕章心里透亮。

焦易堂这帮孙子，说是办公事，其实就是为了搂钱。

方子要是到了他们手里，“救命药”立马变成“摇钱树”。

老百姓本来买得起，到时候价格得飞上天；本来药效好，为了多赚，他们肯定得掺假。

这下子，又到了做选择的时候：给，还是不给？

给了，一家平安，没准还能混个官当；不给，那就是跟权贵叫板，下场不用想都知道。

曲焕章最后选了条绝路：宁肯碎成渣，也不求瓦全。

他把焦易堂给回绝了。

紧接着就是被关起来，泼脏水，再加上精神折磨。

焦易堂觉得，把人关一阵子，磨磨性子，早晚得服软。

但他小瞧了一个大夫的骨头有多硬。

曲焕章干了件比刘凯平还狠的事儿：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为了不让秘方落到坏人手里，临死之前，居然把药方给烧了。

既然我护不住这东西的干净，那干脆就毁了它，谁也别想拿它去坑老百姓的钱。

曲焕章带着恨走了，留给后人一肚子唏嘘。

不过，这戏还没唱完。

无论是刘凯平还是曲焕章，这血都没白流。

刘凯平没了之后，他弟弟把摊子接了过来，虽然一路坎坷，但等到全国解放，同昌行赶上了公私合营的好时候，摇身一变成了后来的天津蓝天集团。

当年那个“老火车”牙粉，演变成了大伙都熟的“六必治”牙膏。

还有那个经典的“万紫千红”润肤脂，到现在还在天津杨柳青的车间里产着，还是当年的那个味儿。

再看曲焕章那边，家里人带着那份说是“烧了”其实偷偷藏起来的记忆和残纸，在乱世里东躲西藏了十好几年。

一直熬到1955年。

这会儿，新中国都成立六年了。

曲焕章的老婆做出了一个把大伙都震住的决定：把云南白药所有的秘方，一分钱不要，全交给人民政府。

当年国民党又是吓唬又是拿钱砸，曲焕章死都不给；现在对着新中国，家里人却主动献宝。

图啥？

还是心里那笔账算得清。

当年的国民党当局，是把药当成刮地皮的耙子；可新中国，是把药当成老百姓的宝贝。

曲家人看明白了，只有把方子交给真心为人民办事的政府，这药才能真正发扬光大，才对得起曲焕章当年的那份苦心。

没过多久，云南白药厂就建起来了，那方子直接被定成了国家绝密。

虽然后来因为一场官司，秘方差点漏出去，但国家为了护住这份家底，果断出手，才让这件国宝没丢。

翻过头来琢磨这段往事，你会发现有个地方惊人的像：

刘凯平和曲焕章，一个在东北跟日本鬼子死磕，一个在西南跟国民党的贪官斗法。

对头虽然不一样，可面临的选择其实是一码事：

在金山银山的诱惑和刀架脖子的威胁面前，是个人的那点好处重要，还是民族的大义重要？

他们最后选的都是后者。

这种做法，在现在那些精明的生意人眼里，可能不够“灵光”，不够“圆滑”。

可正是这种看着“犯傻”的死理，这种倔得像头驴一样的骨气，才给咱中国留下了“六必治”、“万紫千红”和“云南白药”这些响当当的牌子。

中国人的脊梁骨，那从来都不是用钱能买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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