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打响贸易战后赌中国能赢，德国企业开始享受胜者待遇

中美打响贸易战后，赌中国能赢的德国企业，已经开始享受胜者的待遇。

德国对华投资创4年来的新高，这事让路透社惊讶不已，尤其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而同期德国对美投资额度，则是直接腰斩。

过去几年，德国企业几乎是在一连串政治“变量风暴”里做经营决策的。先是全球供应链在疫情中被迫停摆与重组，随后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与工业成本压力，德国制造业被迫在“去俄能源依赖”的痛苦转型中寻找新平衡。

与此同时，美中战略竞争把贸易从经济议题推向国家安全议题，出口管制、技术限制、关税威胁、产业补贴与“友岸外包”叙事交织在一起，使跨国企业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成本最小化逻辑来规划投资。

德国企业一边被要求“去风险”，一边又必须面对现实：全球最大的汽车与化工市场之一在中国，全球最密集的制造能力与供应链生态也在亚洲，任何把经营活动简单压回单一阵营的做法，都会在利润、规模与技术迭代上立刻付出代价。

更具体地说，德国企业近年的困扰并不只是“要不要在中国做生意”，而是“如何在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世界里，保证企业系统仍然可运行”。

在欧美内部，贸易政策的波动开始变得像金融市场一样频繁：关税与补贴的方向可以在短周期内反复摇摆，长期项目回收期却往往以十年计。

对外部市场而言，跨境经营越来越像在多层规则之间穿行：既要应对美国对欧盟进口品的关税威胁与产业政策挤压，也要应对欧洲内部对关键基础设施、数据与高端技术外溢的审查趋严，还要应对在华经营可能面临的出口限制、合规风险与舆论压力。

于是，德国企业过去那套“以大西洋为稳定锚、以全球化为默认前提”的经营哲学开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像工程学的思维：把系统拆分，把风险隔离，把关键能力分散到多个节点上，确保任何一条通道受阻时，整体仍能维持运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路透社这则报道显得格外具有“时代解释力”。德国企业2025年对华投资达到四年来高点，前11个月累计超过70亿欧元，较2024年和2023年的45亿欧元增长55.5%。这一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看好中国增长”，而是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一种直接回应。

报道明确点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初年的强硬贸易政策，包括对欧盟进口的广泛关税，正在迫使欧洲最大经济体的企业与政府把商业关系向其他方向加固，而中国成为其中最现实、最可操作的选项之一。

报道同时呈现了德国官方的两难：德国政府在贸易与安全议题上对华立场趋严，但又试图避免损害与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基本关系”。

这种矛盾并非偶然，而是典型的结构张力：政治叙事要求“收紧”，经济现实要求“不断裂”。当政治语言与经济依赖同时存在，企业就会用资本配置给出更真实的答案。

IW国际经济政策负责人尤尔根·马特斯在报道中直言，德国企业仍在扩大在华活动，而且速度在加快，其重要趋势是强化当地供应链。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因为它意味着德国企业的策略重点已从“把中国当作出口市场”升级为“把中国当作可独立运行的经营单元”，通过本地化供应链与本地化生产，把外部关税与出口限制的冲击隔离在系统之外。

这恰恰是“大分布”最典型的企业实践路径：不是把命运押在某一个中心市场的稳定性上，而是把生产、供应链、市场与合规能力做成多节点、可切换的结构。

报道进一步解释了这种转向的动因：对“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正在促使企业做大在华业务，使其在出现重大贸易中断时也能更独立地运作。

甚至有企业给出极为直白的风险逻辑：如果只在中国生产、面向中国销售，就能降低受到潜在关税与出口限制影响的风险。这不是意识形态选择，而是系统工程选择，是把“外部摩擦”转换为“内部闭环”的结构再设计。

报道还点名了德国经济的几个关键产业：比如大量汽车厂商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因为全球多数汽车与化工产品的销售发生在中国。

这并不是一句泛泛的市场描述，而是在提醒一个更硬的现实：如果把中国市场从德国制造业的战略地图上抽掉，德国的规模经济、研发摊销与产业链协同都会立刻受到影响。

于是，对德企来说，“去风险”最可行的方式不是撤离，而是更深的在地化与更高的独立性，换句话说，是把风险从跨境接口转移到内部结构里，用本地供应链、本地生产、本地合规去消化外部政治噪音。

报道给出的企业案例也很能说明问题。德国风机与电机制造商ebm-papst表示，去年在中国业务扩张上投资3000万欧元，占其总投资的五分之一以上，目的是在客户所在之处生产。

这一模式在关税与地缘紧张时期被证明是重要的“稳定锚”。这段表述几乎就是大分布时代企业生存逻辑的口语版：稳定不再来自某个大国的承诺，而来自自身系统的冗余与分布式布局；安全不再来自“押对边”，而来自“多接口可运行”。

更具象征意味的是，路透社同时回扣了另一则相关报道：德国企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对美国投资几乎减半。

这与“对华投资回升”共同构成一个非常清晰的资本指向：当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关税工具化加剧时，资本并不会按政治口号行进，而会按风险收益重新定价。

对华投资增加并不等于“站队中国”，对美投资减少也不等于“放弃美国”，二者合在一起表达的其实是一句话：在强政治周期下，企业必须把全球经营从单中心路径依赖改造成多节点分布式结构，以降低任何一条通道被突然关断时的系统性损失。

从“大分布”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重要性远超过一组年度投资数据。

大分流时代的全球化，是单中心吸附式的：世界工厂在外围，利润与规则回流中心，中心提供市场、货币与安全，外围提供生产与顺差。

到了大分布阶段，中心开始变得不稳定，规则开始被频繁武器化，企业必须把“依赖中心的确定性”改写为“分散节点的韧性”。

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回升与在华供应链的强化，本质上是一种“接口再设计”：把跨境接口的政治摩擦降到最低，把经营闭环尽量放进可控的在地结构里，用分布式布局替代单通道依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提到2025年中国重新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部分原因是德国自中国进口增加。这说明即便在政治层面讨论“去风险”，现实的产业互嵌仍在加深。

对德国而言，中国不仅是市场，也是供应链能力与工业生态的重要来源；对中国而言，德国不仅是客户，也是高端制造、工艺与产业协同的关键接口。大分布并不是“脱钩”，而是“再分布”：把依赖从单一方向拆成多方向，把冲击从系统层面拆成局部层面，把宏大叙事拆成可操作的模块化方案。

所以，这则路透社新闻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德国企业突然更亲华”，而是德国企业正在以极其务实的方式，把自己从旧全球化的单中心逻辑里拽出来。

政治的风向变得更急、更硬、更不可预测，企业就必须变得更柔、更快、更分布式：更早伏下以避风，更快起身以续航，用多节点经营去对冲关税与制裁的不确定性，用在地化闭环去削弱跨境接口的政治摩擦，用资本重配去替代口头宣誓。

这就是德国企业正在身体力行的“大分布”，也是大分布时代最可靠的判断标准：看资本如何移动，看供应链如何落地，看企业如何把生存做成结构。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