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最显赫的古县城，六朝名都邾城为何消失了？

在黄冈黄州北郊的禹王城遗址，夯土城墙的残垣在田垄间蜿蜒，散落的秦砖汉瓦下，掩埋着鄂东历史上最显赫的古县城——邾城。

这座始建于战国楚考烈王时期（公元前255年）的古城，历经六百年经营，成为跨越战国、秦、汉、三国、东晋的六朝名都，其地位之隆、规模之宏，在鄂东古县城中无出其右。

战国时，它是楚迁邾国遗民的聚居城；秦代，它是衡山郡治所，跻身全国36郡核心城池；楚汉争霸，它是衡山王吴芮的王城，宫阙巍峨，市井繁华；三国东吴时，陆逊率3万重兵屯守，将其打造成“东抗蕲春、西援江夏、北御大别山”的江北军事重镇，城墙高筑，粮草充盈。

到东晋初年，邾城已形成“周回三里，四门皆有城楼”的恢弘格局，城内官署、民居、作坊、码头错落有致，长江岸边商船云集，成为江淮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三重核心，堪称鄂东古县城的“天花板”。

二、先天死穴：孤悬江北的战略困局

邾城的辉煌，从诞生之初便与“险”绑定。它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南北政权争夺的“必争之地”，却也埋下了“孤悬无援”的致命隐患。

自三国起，吴魏在此反复拉锯，城池虽经多次修缮，却在连年战火中不断消耗元气；汉武帝时期，衡山王刘赐谋反被诛，数千人遭株连，王城一度沦为“空巷寂寥”的残破之城，人口与经济基础遭受重创。

到东晋咸和年间，战略格局愈发险恶：大别山以北尽为后赵领土，邾城彻底沦为东晋在江北的“孤点”，南隔长江与腹地相望，西临汉水天险，东、北两面皆为敌境。

此时的邾城，如同悬在敌阵前的“孤棋”，补给需靠长江航运，救援要突破敌军封锁，先天的地理短板让它在南北对峙中岌岌可危。

更关键的是，东晋朝廷的战略误判加剧了危机——宰相庾亮执意北伐，不顾名将陶侃“邾城孤悬，难以驰援”的苦苦劝阻，强行派遣万余精兵驻守，将这座孤城推向了战火的最前沿。

三、血色咸康：两万铁骑踏碎千年城郭

东晋咸康五年（339年）秋，一场毁灭性的战役终结了邾城的荣光。后赵皇帝石虎得知东晋屯兵邾城的北伐计划后，震怒之下派遣7万大军南侵，其中2万铁骑由猛将张貉率领，直奔邾城而来。彼时的邾城守军虽有万人，却面临着兵力悬殊、后援断绝的绝境。

战役打响后，后赵铁骑如潮水般围城，云梯架上夯土城墙，箭矢如暴雨般倾泻入城。豫州刺史毛宝多次遣使向庾亮求援，却被庾亮以“城池坚固，可守待援”为由拒绝，错失了突围的最后时机。

城内守军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月余，最终因军心涣散被攻破城门。为报复晋军的抵抗，后赵军队在城内大肆屠戮，随后纵火焚城，宫殿、官署、民居尽数化为焦土，长江岸边的码头被捣毁，城外的农田被铁骑践踏。

毛宝、樊峻率领6000残兵突围至赤壁江边，前有大江阻隔，后有追兵围剿，最终全部投江溺亡，江水被鲜血染红，成为邾城覆灭的悲壮注脚。

四、沉寂千年：为何再无复兴之日

邾城的毁灭，并非单纯的战火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从政治层面看，东晋北伐计划因邾城失守彻底破产，庾亮忧愤成疾次年病逝，朝廷自顾不暇，再也无力投入巨资重建这座江北孤城。

从战略格局而言，邾城的覆灭标志着东晋江北防线的全面崩溃，此后朝廷将防御重心南移至长江南岸，邾城的军事价值彻底丧失。

更致命的是，长期战乱与人为破坏让邾城的生态与经济基础彻底崩塌。六百年间，这座古城历经吴楚争霸、七国之乱、吴魏纷争、晋赵大战，多次遭遇人口锐减、城池残破的灾难，尤其是咸康五年的焚毁，让其基础设施化为乌有，周边农田荒芜，水利设施废弃，再也无法支撑一座县城的运转。

南北朝时期，北齐、北周虽在周边设州置郡，但均选择在条件更优越的区域建城，邾城旧址逐渐被农田、村落覆盖，只留下“禹王城”的俗称，在民间传说中延续着模糊的记忆。

如今，漫步禹王城遗址，3至5米高的夯土城墙残垣仍能勾勒出当年的城郭轮廓，散落的陶片、瓦当无声诉说着昔日的繁华。邾城的消失，是战争的悲剧，是战略的误判，更是历史变迁的必然。

它如同一座沉默的丰碑，映照出六朝时期江淮地区的烽火岁月，也让“鄂东第一古县城”的荣光，永远定格在了东晋咸康五年的那个血色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