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资金占用背后：一位财总兼董秘的职业毁灭与风险警示

2026年1月15日，朗进科技（300594.SZ）的公告栏贴出了一张价值数百万的“学费单”。公司因信息披露（实控人累计高达4.15亿元的非经营性占用金违法违规，被处以250万元罚款；实际控制人之一李敬茂被罚440万元；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邱若龙紧随其后，被罚120万元。对于入职不满两年，年薪仅25万元的邱若龙而言，这张罚单相当于他五年的税前收入。

此案的价值远不止于揭穿一起资金占用丑闻。它更是一个近乎教科书般的案例，清晰地展示了一家上市公司如何从经营困境滑向治理失效，最终导致核心专业人士“职业毁灭” 的全过程。当财务报表上的“增收不增利”与“现金枯竭”相遇，当公司治理中关键岗位沦为“特设摆设”，一场针对公司价值与人前途的系统性摧毁便悄然启动。

一、僵局——当赛道收窄时

朗进科技经营陷入僵局的背景，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赛道。

2019年上市时，它是一家标准的“细分领域小巨人”，主营轨道交通车辆空调系统。其命运与中国中车系在业务上的深度绑定：

这不是简单的“大客户依赖”，而是业务基因的单一性。

这种单一性，在经济上行期是优势，在下行期便成为诅咒。自2020年起，公司陷入“增收不增利”的泥潭：营收从5.84亿增至8.81亿，而归母净利润却从盈利0.87亿滑向亏损0.76亿，毛利率从近40%腰斩至20%。

更危险的信号在现金流。应收账款占营收的比例从2020年的97.55%飙升至2024年的134.17%，2025年前三季度更达到惊人的214.74%。这意味着，公司每创造1元营收，反而形成了超过2元的应收账款。中车系更是应收账款连续多年的最主要欠款方，余额占比持续多年超过50%。

与此同时，货币资金余额（含交易性金融资产）从2020年末的3.4亿耗减至2024年末的1.7亿，有息负债从7900万激增至4.55亿元，激增近5倍。四年间净现金消耗高达5.5亿元。

这是一幅清晰的“失血”图景：主业造血能力衰竭，现金持续外流。在这样的僵局下，控股股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向市场低头，承认困境，艰难转型；要么动用“非常手段”，从上市公司这个尚未干涸的池子里，舀出水来。

朗进科技选择了后者。

年报显示，在上市公司持续大量“失血”的背景下，2024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资金周转需要，非经常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合计1.93亿元。对朗进科技来讲，实控人累计4.15亿元的资金占用，已非简单的违规，而是对上市公司生存根基的透支与掠夺。

二、设计——如何“制造”一个合规的签名

不论是持续性的财务造假还是控股股东的长期资金占用，任何系统性违规，都需要制度上的“配合”与组织上的“协调”。朗进科技的治理层，为资金占用精心铺设了一条“绿色通道”。

第一步：清除“障碍”。

2022年11月，任职六年的财务总监卢洪卫离职。此后长达18个月，这个掌管公司资金命脉的职位，由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李敬茂亲自代理。财务内控最核心的制衡机制，自此“名实俱亡”。

作为上市公司业务中枢部门的负责人，其岗位空缺如此之久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深思。

第二步：优化“流程”。

2024年3月，已在公司任职二十年的“老臣”、董秘王涛在董事会换届后卸任，转任“专家顾问”。至此，财务总监与董事会秘书这两个与资本市场关系最为紧密的核心岗位同时空缺。

出人意料的是，公司没有寻找两位新的分权制衡者，而是做出了一个罕见的决定：将财务总监与董事会秘书两大要害职位合并。财总与董秘“一肩挑”虽然并非朗进科技所独有，但对上市公司来讲，此举并非明智之选。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内控与管理风险。

第三步：安置“关键一环”。

新人邱若龙登场了，这一安排的异常之处在于：

1.时间点的完美衔接：邱若龙上任朗进科技财务总监兼董秘的次月，即2024年4月，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正式开始。这不像是巧合，而更像是为启动一项“特殊工作”进行的人事准备。

2.角色与薪酬的悖论：邱若龙没有上市公司相关经验，年薪25万元（数据取自2024年报）——仅为前任专职董秘薪酬的40%（数据取自2023年报），前任财务总监薪酬的一半（数据取自2021年报）。这形成了一个“责任翻倍、薪酬腰斩”的畸形结构，暗示该职位需要的可能并非真正的“专业判断”与“独立制衡”，而是一个能够理解并执行特定指令、在关键文件上签字的 “操作员”。

至此，李敬茂为实施资金占用而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三、坠落——从守门人到“印章”的异化

在这一架构中，邱若龙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异化。

他本应是双重“守门人”：作为财务总监，看守资金安全；作为董事会秘书，看守信息真实。但在朗进科技的体系里，他被期待（更可能是被要求）成为一枚 “活体印章” ——一个只需要配合执行并在预设流程的末端，完成签字动作的法定程序符号。

从2024年2月到2025年7月，累计4.15亿元资金在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流转，邱若龙“参与”了。他或许将其视为正常的工作内容，也或许是心知肚明却选择了沉默。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套系统在技术上追求“完美”。他们通过精准的“期末还款”，将2024年半年报基准日的占用余额压制在248.7万元（占净资产0.28%），使资产负债表显得“很干净”。这无疑是对会计规则的玩弄和对市场的欺骗。

邱若龙的失守也是双重的：他既未守住资金的合规流转，也未守住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完整性。当监管最终以“重大遗漏”和“未及时披露”对公司定性时，作为信息披露事务的直接负责人，他的身份与签名令其“罪责难逃”。

四、代价——个人毁灭与监管的精准标尺

监管的回应，精准而严酷。

针对朗进科技未及时披露以及未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2024年2月至6月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证监会对相关责任人合并处罚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二、对李敬茂给予警告，并处以 440 万元罚款，其中作为实际控制人罚款300 万元，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 140 万元；

三、对邱若龙给予警告，并处以 120 万元罚款；

四、对李敬恩（实控人之一，时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给予警告，并处以 105 万元罚款；

五、对王绅宇（董事、副总经理）、王智鑫（监事会主席）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

证监会在处罚中清晰区分了两种违法，其中，对2024年半年报“重大遗漏”的处罚，要重于对后续资金占用“未及时披露”的处罚。这体现了监管对《证券法》条款的准确适用：试图用“干净”的定期报告欺骗市场，是性质更恶劣的欺诈。

上交所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纪律处分：对上市公司公开谴责；对李敬茂，邱若龙、李敬恩公开谴责；对王绅宇、王智鑫通报批评。

从中可以看出，交易所在信息披露违规追责上的裁量标准：

• 核心决策与执行层（实控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被公开谴责——这是对直接作恶者的终极否定。

• 知情但未有效制止的监督层（部分董事、监事）被通报批评——这是对失职者的次级惩戒。

邱若龙，作为集“核心执行”与“信息看门”于一身的角色，被钉在了追责矩阵的最中心。对邱若龙来讲，120万元的个人罚款，是经济上的毁灭性打击；而职业生涯的终结，则是专业身份的社会性死亡。他的悲剧在于，当他选择成为那枚程序性的“印章”时，他就已经签署了自己职业生命的死刑判决书。

2025年8月8日晚，上市公司公告邱若龙因个人原因辞职，且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20天后，证监会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对朗进科技及其实控人李敬茂立案调查。

五、启示——当专业主义遭遇权力

朗进科技案映照出资本市场的几个底层真相：

第一，财务数据的恶化，往往是更深层次公司治理癌变的早期症状。 在关注“增收不增利”之前，可以先关注谁在掌控财务部门。一个由实控人长期代理的财务总监职位，是比任何亏损数字都更危险的信号。

第二，人事安排是公司治理的“心电图”。 异常低廉的高管薪酬，尤其是针对权责重大的关键职位，从来不是“降本增效”，而极可能是一种针对性的 “人才筛选”或“成本对标” ——筛选掉昂贵但可能不听话的专业人士，对标该职位被异化后的实际“功能价值”。毕竟，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和“董秘”的头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市场并不缺少供给。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专业主义的最后堡垒，是个人面对权力说“不”的勇气。 邱若龙的悲剧，核心不在于他专业能力的高低，而在于他作为专业人士的独立性与伦理底线被系统性地拆除和收买。当CFO和董秘的职位可以被设计成“特设岗位”，当专业判断让位于执行指令，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便开始崩塌。

资本市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信息的生产与审核，最终有赖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专业人士。朗进科技案告诉我们：当权力的指令与法律的边界冲突时，没有中间的妥协地带。要么守住底线，代价也许是暂时失去职位；要么放弃原则，而其代价必将是整个职业生命。